“十七条协议”的合法性永载史册

　　身着节日服装的藏族少年。 资料照片

五、“十七条协议”的合法性

1、西藏和谈代表资格和权限问题

达赖喇嘛和国外的支持者们反复说：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不仅没有“全权代表”资格，更重要的是没有签订协议的权力和资格。

《达赖致毛主席函》是笔者新近发现的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毛主席钧鉴：

……兹由西藏全体大会通过，正式派噶伦昂布（阿沛汉文别称）及职员等，取道西康赴京。而又加派扎萨凯墨巴及堪仲土丹旦达二人及职员等，转印来京。渠等曾受噶伦等及全藏大会之重托，希望承认渠等为合法的代表以及任务。

达赖信函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几位代表的合法性质，不仅“由西藏全体大会通过”，又强调“渠等曾受噶伦等及全藏大会之重托”，为正式委派，更是特别希望（中央）承认“渠等为合法的代表以及任务”。

因此，谈判代表的资格、签字权是无法否认的。当然，谈判代表的资格、签字权，同协议最终的批准权是两回事。和谈代表没有最终决定权、批准权。最根本的是，噶厦和达赖喇嘛在后来批准了“十七条协议”，产生了法律效力。

2、和谈的气氛问题

达赖喇嘛和国外的支持者们再三声称：“十七条协议”是在谈判代表受到“武力威逼”、“人身侵犯”的压力下签订的。

1981年阿沛著文回忆：除了中央政府和谈代表和我们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认真地、亲切地谈判以外，周总理还亲自接待我们，多次同我们讲党的民族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提高了我们的认识。1991年阿沛又著文说：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对我们提出的意见又给予了充分地考虑，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有争论和不同意见，但谈判始终在友好真诚、充分协商的气氛中进行。土丹旦达1981年曾回忆说：双方代表通过亲切会谈，交换意见，平等协商，很快就许多原则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先是我们西藏代表接受了中央提出的十条。接着我们也提出了九条建议，中央对正确的部分加以采纳，并对不合理的部分进行了耐心的解释。这说明，“十七条协议”签订过程中，并不存在什么“武力威逼”，而是在协商合作、互谅互让的基础上签订的。

3、和谈代表向亚东噶厦请示问题

达赖喇嘛和国外的支持者们说：“谈判代表如同囚犯，汉人不允许他们向亚东噶厦请示。”这种说法连美国藏学家戈尔斯坦都给以否定。戈氏引用文献资料说：西藏和谈代表奉命建立北京和亚东之间的无线电联系，以便商谈其他重要问题。笔者近年来收集到相关资料也说明，中央方面并没有禁止地方代表向亚东请示。如，阿沛回忆关于进军西藏问题，用凯墨和土丹旦达带来的密码向亚东发报，还得到了回复；关于班禅问题，阿沛等也在藏历铁兔年4月12日和15日发报给达赖喇嘛，19日收到了亚东噶厦的回电；土丹旦达回忆，协议签订后，西藏代表立即发电报给达赖和噶厦，报告了“十七条协议”的内容。整个和谈期间，西藏代表一直和亚东保持电报联络。可见，所谓不允许西藏代表请示达赖和噶厦的说法，完全不是事实。

4、协议加盖印章的问题

达赖喇嘛和国外的支持者们说：中国政府在北京伪造了西藏政府的印章。1991年3月12日，阿沛·阿旺晋美答中外提问时指出：“‘十七条协议’的文本上，从未盖什么藏政府的印章。参加和谈的五位西藏代表因工作需要在北京刻制了私人名章，没有什么可非议的，根本不存在伪造公章之事。”据当年参加翻译工作的朋措扎西说，“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为了郑重起见，既签名又盖章，双方都是如此，都没有用政府的大印。从影像和图片资料看，西藏代表在协议文本上加盖的确实是个人私章，并未加盖政府公章。此外，在中国的传统习惯中，个人的亲笔签字和私人名章都是具备法律效力的。既然没有使用西藏政府的印章，何来伪造西藏政府的印章一说！

5、噶厦和达赖喇嘛对“十七条协议”的态度问题

在阿沛从北京回到拉萨后，噶厦于9月26至29日召开了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堪布、藏军甲本以上军官等300多人的“官员大会”。大会经过讨论后，做出了拥护“十七条协议”的决定，并在拟具的议定书上，由噶厦、译仓、孜康及三大寺代表签名并盖上了四大公章，最终通过了向达赖喇嘛的呈文。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毛主席，表示拥护协议。该电文为：“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权代表噶伦阿沛等五人于1951年4月底抵达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权代表进行和谈。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谨电奉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