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捏造的国民党军第52军“档案”说事儿,究竟让人胆寒还是心寒?

曾经有一篇名为《中国52军血战诺曼底,才使中国获得五常地位》的文章,内容矫揉造作,却引起广泛关注。事实上,是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说服罗斯福,进而共同压迫丘吉尔,才正式作出在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定。

拿捏造的国民党军第52军“档案”说事儿,究竟让人胆寒还是心寒?

来源: 中国军网
2019-09-11 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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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时的“驼峰航行”

第四、按照作者的逻辑,国民党军第52军是在德黑兰会议后“在运力吃紧的情况下”,“运往夏威夷”,并在夏威夷经过“半年”时间的训练。作者可能不知道,当时缅甸已被日军占领,主要的交通线滇缅通道被截断,中国与外界交通的唯一途径是自印度飞越世界屋脊至昆明的“驼峰航线”。这条航线担负着为中国抗战输入美国租借法案物资的重大使命,因为这条线路运力有限,加上日本空军的骚扰,大批援华物资只能滞留在印度。在这样的运输条件下,不知如何能够在短时间将“两万九千一百三十七人”运往夏威夷?

更何况,当时中国抗战形势严峻,根本不可能抽调兵力他顾。日军攻占缅甸后,兵锋直接威胁云南及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国民党军第52军奉命驻守云南中越边境,阻挡日军对抗战大后方的进攻,这本身就是对抗战的巨大贡献。

第五、中方关于国民党军第52军的记载是完整的。根据资料记载:抗战以来,国民党军第52军先后曾参加过平汉路北段作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冬季攻势等作战任务。此后,国民党军第52军长期处于整训待战状态。1941年移防广西柳州,1942年调驻云南,隶属第九集团军,改为半美械装备,镇守云南边陲之广南、文山、砚山、富宁、西畴、麻栗坡等地,与占领北越河内、海防之日军对峙,历时二年半。1944年,滇南国防紧张,第九集团军增加了国民党军第54军,以加强边防。后因滇西局势恶化,第54军开赴滇西,52军仍继续担任滇越路东约500余里的防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第52军奉命自滇入越,经清水、沙阳、太原、宣光抵达北越之河内、海防等地,接受日军投降。军部驻在河内、后移海防。1945年冬,全军自海防乘美军运输舰队开赴东北,参加内战。历任军长分别为:关麟征(1937)、张耀明(1938)、赵公武(1943)。1943年后共统辖三个师,各师师长分别为:第二师刘玉章、第二十五师姚国俊、第195师郑明新。

两岸三地关于国民党军第52军的各类公私记载,都没有该部调动至国外训练并参加诺曼底登陆的任何线索,当事人更是没有任何相关回忆。如果说在美国有杜鲁门下令销毁所谓的“公开资料”,中国并无这种“神操作”,为何全无踪迹可循呢?

作者补充道:“档案还记载,当时国民政府之所以调动五十二军,就是因为它强大的战斗力。但是五十二军负责驻守云南,保卫抗日的大后方,为此,陈诚想了一个妙计,用一批新兵和五十二军进行了掉包。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五十二军的军长和师长仍然待在云南,从其他部队调来了一批新的少壮派军官,包括军长,也就是档案中记载的Shir Wong,以及三位师长,和士兵一起远赴重洋,前往瓦胡岛。”

这种看似“巧妙”的解释,恰恰证实了作者对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无知。当时中国军队远远称不上现代化、制度化的部队,官兵之间还存在各种传统的宗族、血缘、亲友、同学等关系作为凝聚力的关键纽带,官兵之间是紧密相连,无法随意分开的。高级军官如果与这支部队毫无渊源,基本上是不可能凭借一纸命令加以控制和指挥的。而随便调换军营主将,更是军中大忌,这种杜撰也同样显示作者对于军事常识的无知。

第六、从时间逻辑上看,作者的“创意叙事”也实在拙劣可笑。作者描述国民党军第52军夏威夷的训练时写道:

“年轻时的安吉丽娜是瓦胡岛上人见人爱的美丽姑娘,一九四三年的时候,她才十八岁,刚从高中毕业,在亚历山大医院实习的时候,她结识了一位帅气的中国军官,并且相爱。而快乐时间是短暂的,一年之后,这批中国军队就要前往诺曼底。”

如果按照作者的逻辑,国民党军第52军是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后被运往夏威夷的,中国军人出现在该地的时间不可能早于1944年初,而“1944年6月6日”该部就已经被运到诺曼底参战了。所以假使这一切都成立,该部在夏威夷时间不可能超过半年,作者在前面也“知道”训练只有“半年的时间”。试问那位姑娘“1943年”见到的“中国军官”究竟是何许人也?“快乐的时光”如何能够持续“一年”之久?实际上,该文到此已基本是胡编乱造了。

第七、作者杜撰情节说夏威夷的“体能训练”要求“所有人的万米成绩必须达到十八分钟”,已有网友指出其荒唐。直到目前为止,男子万米长跑的世界纪录是由埃塞俄比亚的贝克勒于2005年创造的,时间是“26分17秒53”。如果当时的训练真有“十八分钟”的要求,大概是只能是作者联合外星人创造的“天方夜谭”了。

第八、通过全文的内容,我们也大致可以看到作者本人的思想底色。作者似乎和他“描述”的丘吉尔一样,并不相信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大牺牲和贡献,认为只有中国派兵参加像诺曼底登陆这样的行动,才能证明中国的实力足以胜任常任理事国。为此,他不惜虚构情节,杜撰史料,不遗余力的“创作”关于国军参与诺曼底血战的“历史事实”。

他自己或者根本不知道中国战场在二战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国军民的伟大贡献,或者视而不见,一定要中国军队在欧洲战场有所表现才算数。这种以欧洲战场为中心的观念,典型地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西方中心主义”。表面上看似歌颂中国军队的“英勇事迹”,实际上恰恰暴露其“崇洋媚外”的底色。

(李雷波)

【责任编辑:徐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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