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动身访美前四小时对外宣布他将于11月4日至7日访华，此消息一出便引发了澳大利亚国内媒体和全球各大媒体的关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路透社等媒体纷纷对澳总理访华的背景、行程和意义进行解读。媒体强烈反应的背后折射出这次访问所具有的特殊历史意义。

1972年，中澳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一年后的10月底到11月初，澳大利亚工党领袖惠特拉姆以总理的身份正式访华，受到中国政府的热烈欢迎，此访开启了中澳关系的新篇章，也在澳大利亚外交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惠特拉姆访华50周年之际，阿尔巴尼斯宣布对中国进行访问，成为2016年以来第一位到访中国的澳大利亚总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阿尔巴尼斯所领导的工党政府独立、理性、务实的外交姿态。阿尔巴尼斯在声明中指出，“惠特拉姆总理的历史性访问为两国外交、经济和文化关系奠定了基础，这种关系现在仍在造福两国。我欢迎澳大利亚产品在重返中国市场方面取得的进展，强劲的贸易对两国都有利。”

毋庸置疑，阿尔巴尼斯对中澳关系的定位和评价有着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自建交以来，中澳两国关系发展整体平稳，在双边贸易、人文交流、产业合作、科技合作等方面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然而，2015年以后，澳方先后炒作所谓“政治干预”“技术窃取”等议题，干扰两国间正常交流与合作。自2018年起，澳方更是置一贯全面向好的中澳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于不顾，公开充当美国的马前卒和所谓的南太地区“副警长”，紧随美国，对中国进行讹诈、攻击，抹黑中国的发展成就，妖魔化中国国家形象。中澳关系一度跌至谷底，两国经贸和人文交流一度受阻，诸多合作项目也陷入僵局。

中澳两国本无历史冲突和根本性矛盾，近几年来出现的外交困境主要来自于如下两方面因素。在内部，一些对华持有偏见的政客和精英群体延续冷战思维，对中国的发展持有严重的偏见，视中国迅速发展为国家安全威胁；在外部，美国是最大的干扰因素。自“二战”结束以来，澳大利亚在国家安全战略问题上追随美国，首先制定实施了前沿防御，越战后至冷战结束前调整为区域拒止战略，冷战结束后又转变为同盟+战略自主。虽然澳大利亚自诩为奉行独立外交政策的中等强国，但是从外交实践来看，其自主性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对美国的安全路径依赖根深蒂固，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掣肘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回旋空间。

但是，中国的广阔市场和及其与澳大利亚产业结构的互补性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2022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870亿澳元，占澳大利亚对外贸易总额的28%。去年中国购买的11亿吨铁矿石中，65%来自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总理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稳定的澳中关系符合两国利益，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以及强大的社区、文化和商业联系，为两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2022年巴厘岛G20峰会期间，中澳进行了疫情暴发以来首次高层会晤。此后，澳大利亚方面开始尝试调整对华外交基调，在一些经贸和人文交流议题上采取相对理性和灵活的措施，为中澳关系的改善释放出积极信号。近期，中澳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就彼此关切的葡萄酒、风塔等世贸争端进行了友好协商，并达成妥善解决的共识。

事实上，中澳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在涉及双方利益的重大地区和全球议题上，两国完全可以通过对话协商，相向而行，以务实合作、互惠互利的原则共同推动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坚持从实际出发，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发展和中澳关系，是澳大利亚应持有的理性的外交准绳。历史发展表明，只要澳大利亚政府顺应时代潮流，从本国利益和发展实际出发，理性制定对华外交政策，对最终受益的还是澳大利亚人民。反之，一旦澳大利亚政府以所谓价值观外交和安全威胁论作为对华交往的前提，一味追随美国抹黑对抗中国，最终伤害的是两国向好的合作关系以及本国的发展利益。

放眼未来，中澳关系稳定向上发展具备多方面的基础。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发布的民调数据显示，自2005年以来，恐怖主义、气候变化长期被视为澳大利亚最主要的安全挑战。2011年至2021年间，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恐怖主义、国际核安全、全球经济快速下滑等非传统安全一直被视为澳大利亚最主要的威胁和挑战。甚至在Chat GPT发布后，AI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是否将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也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威胁。这些安全威胁并非仅仅存在于澳大利亚一国，其影响范围也不限于澳大利亚。在人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促进地区、乃至全球共同发展创造了历史机遇。中澳既有的经贸合作关系可以为新的路径合作提供奠基石，两国完全可以在上述领域开展合作，造福两国及世界各国人民。

（中国矿业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翟石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