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国政府默许伪造或复制美国产品的行为，那么它就是在窃取我们美国的未来，那么两国之间也就不再是自由贸易。” 1985年9月，签订《广场协议》后，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对日本发表了此番评论。从很多层面上来看，这段时间的中美贸易关系都像是20世纪80年代的美日经济对峙故事的翻拍重制，只是这次扮演美国总统这一角色的人，从好莱坞影星里根变成了一位真人秀明星，而在这个故事中被施以反派角色的国家，也从日本变成了中国。

上世纪80年代，日本被描述为美国的头号经济威胁，背负多项指控，包括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进行货币操纵、施行国家扶持产业的产业政策，以及由于美日双边贸易中的高额贸易差而重创美国制造业。在与美国的对峙中，日本最终妥协，并为这种妥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日本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经济停滞，并被迫施行紧缩政策。而现在，在美国对中国的种种指控中，似乎可以看到当年美日对峙的影子。

日本、中国——美国自身经济问题的替罪羊

中日两国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都是美国为自身经济问题找的替罪羊。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打击，实为美国在为日益危险的宏观经济失衡找替罪羊，与上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打压如出一辙。不管是对日本的打压，还是对中国的抨击，其背景都是美国国内储蓄陡然下跌，催生了大量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贸易赤字，成为美国30年前后两次分别与亚洲两大经济巨头的斗争的序曲。

1981年1月，里根就任美国总统时，美国国内的储蓄净额占国民收入的7.8％，经常账户基本平衡。两年半后，由于里根广受欢迎的减税政策，美国国内储蓄率暴跌至3.7％，经常账户和商品贸易余额则转为永久性赤字。因此，美国所谓的贸易问题实则是自己作茧自缚而导致的经济问题。

然而里根政府却不肯承认这一点。他们几乎完全没有看到储蓄额下跌与贸易不平衡之间的联系，反而将问题归咎于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42％来源于美日贸易。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的指责随后愈演愈烈，对日的指控名目越来越多，包括施行不公平甚至非法贸易行为。当时负责对日谈判的，是年轻的副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

三十年后，中美之间的情况与三十年前的美日对峙不无相似。与当年不同的是，特朗普上台时，美国国内储蓄情况远低于里根时期。2017年1月特朗普就职时，美国国内净储蓄率仅为3％，甚至不及里根就任时的一半。但是，故事总有类似的桥段：里根向美国人民描述、许诺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崭新的“美国早晨”，而同样选择了大幅减税的特朗普，他向美国人民承诺的是他会“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

结果是预料之中的：美国财政预算赤字加大，远超一个发达经济体在经济扩张时期周期性的国内个人储蓄激增数额。 因此，到2018年末，美国国内净储蓄率已下跌至国民收入的2.8％，导致美国国际收支平衡陷入赤字，其中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2.6％，商品贸易差额则为4.5％。

也正是在这时，中国“承担”起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所扮演的角色。从表面上看，这次的威胁甚至比上世纪的更为可怕。毕竟，中国占2018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48％，高于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日本的对美贸易逆差42％的份额。但这种比较实则有失偏颇，因为20世纪80年代，全球供应链尚未出现、成型。来自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美中双边贸易逆差中约有35-40％中包括了非中国的产出，这些产品只是从中国汇集并运往美国。也就是说，在现在的美国贸易赤字中，中国制造所占的份额实际上小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所占美国贸易赤字的份额。

美国应提高储蓄率，而非莽攻假想敌

正如20世纪80年代的对日抨击，眼下美国对的中国打压也被和美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割裂开来。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根据美国预算的目前状况，如果不提高美国国民储蓄，其贸易逆差不会消失，只会从中美贸易逆差变成美国与其他的贸易伙伴之间的逆差。随着这种贸易战可能导致美国的贸易转移到世界各地成本更高的地区，致使美国消费者受到伤害，最终结果无异于加税。

讽刺的是，特朗普委任了负责上世纪80年代日本贸易战的老将罗伯特·莱特希泽来负责这次对中国的指控。不幸的是，莱特希泽似乎和三十年前一样，依然未能看到宏观经济与贸易战之间的关联。

在这两次贸易争端中，美国都近乎执拗地否认自身的经济问题。当年的里根政府信奉供应侧经济学分析理论，尤其是其中的减税理论，认为减税有助于经济增长，始终未能理解增加预算与贸易逆差之间的联系。而今，具有诱惑力的低利率，再加上现代货币理论，使得美国国会两党就美国对中国的打压达成共识。

严峻的美国宏观经济状况对其国内储蓄短缺影响甚大，但美国政府对此似乎视而不见，这种忽略并非事出无因：不会有选区支持通过削减预算赤字的方式来减少贸易逆差和增加国内储蓄。而美国政府则想要鱼与熊掌兼得。然而，美国的医保系统就已经吞没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8％，国防开支更是位列世界第一，甚至超过了排在其后的七个国家的军事预算的总和。在这种情况下，减税又使得联邦政府的收入下降到约16.5%的GDP总额，远低于过去50年17.4％的平均值。

这种“昨日重现”的方式实在令人不安。从三十年前对日本的打压，再到如今与中国的对抗，美国再次发现，打压他人、转移压力的方式比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要容易的多。然而，这次中美对峙的结局可能会与三十年前的美日对峙大为不同。

斯蒂芬·罗奇（Stephen S.Roach），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著作有《失衡：美国与中国的相互依存》。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中国日报》。

（斯蒂芬·罗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