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下旬，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因新冠疫情肆虐而加剧的美国经济危机，给低收入和少数族裔美国人家庭所造成的打击最大。

该报告显示，自3月份新冠疫情在美国开始大规模流行以来，多达46%的低收入美国人支付账单出现困难，51%的低收入美国人难以储蓄。与之相比，高收入美国人中出现“难以储蓄问题”者，占比仅21%。

该报告还显示，自3月以来，不得不依赖“食物银行”(一个为需要者提供免费食物帮助的福利机构)填饱肚皮的非洲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占比分别高达33%和30%，而同期需要这样做的美国白人，占比仅11%。与此同时，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出现“账单难以支付”困难的可能性，也是美国白人的两倍。

值得注意的是，皮尤的数据并非孤证：今年9月初，美国哈佛大学公布了一项研究成果，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家庭年收入低于3万美元的美国人中，在此次新冠疫情期间出现财务困难的比例高达71%，而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家庭，出现同样情况的占比则只有区区20%。报告数据显示，疫情期间发生财政危机的家庭占比，拉丁裔和非洲裔分别高达72%和60%，白人则只有36%。

美国虽然是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但正如两家美国本土研究报告所提供的数据和结论，其国内存在因贫富、族裔分配不均所导致的“生存品质洼地”。这种“洼地”在平时尚不凸显，一旦遭遇如新冠疫情这样的重大紧急突发事件，就会导致一系列问题、矛盾，甚至危机。今年在新冠疫情应对措施导致人群聚集困难的大背景下，美国各地街头抗争、骚乱事件仍层出不穷。其原因虽然复杂多样，但“疫情贫困”无疑是重要成因之一。

生存权当然远非人权概念的全部，但绝对是最基本的人权要素，有了生存权的充分保障，才能谈及发展权，谈及各项“充分自由”及其他。这个浅显的道理，越是曾饱受生存权苦难，或经常遭遇生存权挑战的民族、族裔、阶层，对此就越有体会。

正因如此，拥有193个正式成员、其中2/3以上为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国，才会年复一年在不同场合强调生存权这一基本人权的重要性，其职能机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也才会在理事会成员和绝大多数联合国会员的意愿下，年复一年地将生存权当作首要人权问题加以重视、讨论。

对于此，美国和另一些西方国家不愿去理解、去探究，而是一味以自己的人权标准强加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所有成员国。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本已十分滑稽，而美国在这种霸道、蛮横、单边主义做法一再遭遇抵制后，于2018年6月19日退出人权理事会，且在 “退群”后一再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内部事务横加指责。最近的一次就在10月13日第75届联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多个美国“不喜欢”国家入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公开表示“遗憾和不满”。

且不说蓬佩奥等这种“遗憾和不满”本身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多少“共鸣”，单就上述两份研究报告而言，美国眼下同样面临结构性的“疫情贫困”，和因社会阶层、族裔等问题所形成的“生存品质洼地”，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人权问题。在这些美国本土机构所提供的数据面前，某些美国政客是否应该先反省、检讨和尝试改善一下本土的“结构性人权问题”，再来“指教”别人？

当然，生存权是“地球村大家庭”中“每家每户”各自的头等大事。不仅美国，每个国家此时此刻，也都面临着同样的“疫情贫困”问题，有各自的“门前雪”要先扫。每个国家不论大小、贫富，都该先努力把自己的这些问题解决好。以中国为例，自疫情大流行以来，不但未放缓、相反加快和加大了扶贫攻坚的步伐和力度，与此同时，在严控疫情前提下积极复产复工，恢复产能和社会活力。10月1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世界经济展望》中，将对中国2020年GDP增速预期，从5月份的1.0%上调至1.9%，并维持其对中国2021年经济增速8.2%的预测值，预言中国将是2020年唯一能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和就业的恢复，无疑是生存权改善的坚实基础。

与之相比，疫情大流行以来累计确诊数、累计死亡数高居世界第一，“二次疫情”来势汹汹的美国，至今仍无法在“控制疫情”和“确保增长”中找到平衡。尽管一再“注水”，IMF同期预测仍显示，其2020年GDP将出现4.3%的负增长。在前述两份研究报告所显示的社会分配不均背景下，这意味着更深层、更持久的“结构性人权问题”，意味着千百万底层、少数族裔美国人，将不得不面对越来越难以填平的“疫情贫困”和“生存品质洼地”。

作者：陶短房 旅加学者

（陶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