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下旬,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因新冠疫情肆虐而加剧的美国经济危机,给低收入和少数族裔美国人家庭所造成的打击最大。
该报告显示,自3月份新冠疫情在美国开始大规模流行以来,多达46%的低收入美国人支付账单出现困难,51%的低收入美国人难以储蓄。与之相比,高收入美国人中出现“难以储蓄问题”者,占比仅21%。
该报告还显示,自3月以来,不得不依赖“食物银行”(一个为需要者提供免费食物帮助的福利机构)填饱肚皮的非洲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占比分别高达33%和30%,而同期需要这样做的美国白人,占比仅11%。与此同时,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出现“账单难以支付”困难的可能性,也是美国白人的两倍。
值得注意的是,皮尤的数据并非孤证:今年9月初,美国哈佛大学公布了一项研究成果,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家庭年收入低于3万美元的美国人中,在此次新冠疫情期间出现财务困难的比例高达71%,而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家庭,出现同样情况的占比则只有区区20%。报告数据显示,疫情期间发生财政危机的家庭占比,拉丁裔和非洲裔分别高达72%和60%,白人则只有36%。
美国虽然是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但正如两家美国本土研究报告所提供的数据和结论,其国内存在因贫富、族裔分配不均所导致的“生存品质洼地”。这种“洼地”在平时尚不凸显,一旦遭遇如新冠疫情这样的重大紧急突发事件,就会导致一系列问题、矛盾,甚至危机。今年在新冠疫情应对措施导致人群聚集困难的大背景下,美国各地街头抗争、骚乱事件仍层出不穷。其原因虽然复杂多样,但“疫情贫困”无疑是重要成因之一。
生存权当然远非人权概念的全部,但绝对是最基本的人权要素,有了生存权的充分保障,才能谈及发展权,谈及各项“充分自由”及其他。这个浅显的道理,越是曾饱受生存权苦难,或经常遭遇生存权挑战的民族、族裔、阶层,对此就越有体会。
正因如此,拥有193个正式成员、其中2/3以上为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国,才会年复一年在不同场合强调生存权这一基本人权的重要性,其职能机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也才会在理事会成员和绝大多数联合国会员的意愿下,年复一年地将生存权当作首要人权问题加以重视、讨论。
对于此,美国和另一些西方国家不愿去理解、去探究,而是一味以自己的人权标准强加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所有成员国。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本已十分滑稽,而美国在这种霸道、蛮横、单边主义做法一再遭遇抵制后,于2018年6月19日退出人权理事会,且在 “退群”后一再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内部事务横加指责。最近的一次就在10月13日第75届联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多个美国“不喜欢”国家入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公开表示“遗憾和不满”。
且不说蓬佩奥等这种“遗憾和不满”本身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多少“共鸣”,单就上述两份研究报告而言,美国眼下同样面临结构性的“疫情贫困”,和因社会阶层、族裔等问题所形成的“生存品质洼地”,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人权问题。在这些美国本土机构所提供的数据面前,某些美国政客是否应该先反省、检讨和尝试改善一下本土的“结构性人权问题”,再来“指教”别人?
当然,生存权是“地球村大家庭”中“每家每户”各自的头等大事。不仅美国,每个国家此时此刻,也都面临着同样的“疫情贫困”问题,有各自的“门前雪”要先扫。每个国家不论大小、贫富,都该先努力把自己的这些问题解决好。以中国为例,自疫情大流行以来,不但未放缓、相反加快和加大了扶贫攻坚的步伐和力度,与此同时,在严控疫情前提下积极复产复工,恢复产能和社会活力。10月1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世界经济展望》中,将对中国2020年GDP增速预期,从5月份的1.0%上调至1.9%,并维持其对中国2021年经济增速8.2%的预测值,预言中国将是2020年唯一能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和就业的恢复,无疑是生存权改善的坚实基础。
与之相比,疫情大流行以来累计确诊数、累计死亡数高居世界第一,“二次疫情”来势汹汹的美国,至今仍无法在“控制疫情”和“确保增长”中找到平衡。尽管一再“注水”,IMF同期预测仍显示,其2020年GDP将出现4.3%的负增长。在前述两份研究报告所显示的社会分配不均背景下,这意味着更深层、更持久的“结构性人权问题”,意味着千百万底层、少数族裔美国人,将不得不面对越来越难以填平的“疫情贫困”和“生存品质洼地”。
作者:陶短房 旅加学者
(陶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