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1年到2021年，在建党百年征程中，有许多外国友人与中国共产党结缘。他们见证、参与了党在不同时期的奋斗历程，汉斯·米勒就是其中一员。
1939年，从瑞士医学院毕业的德国青年汉斯·米勒途径香港辗转到达延安。在中国，他先后在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太行山的抗日前线和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治病救人，为中国的革命和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米勒加入中国国籍，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继续从事医务工作、传播科学知识。1989年，他被授予“杰出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称号。
1994年，汉斯·米勒医生去世前反复叮嘱妻子：“永远不要离开中国。”
本文为汉斯·米勒的儿子米德华在“国际视野中的百年中国共产党”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是汉斯・米勒和中村京子的儿子。我的父母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来到中国的“洋八路”，参加并见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进程。
父亲是1939年初从瑞士医学院毕业后，经宋庆龄的安排，从香港押运着医疗救护车和一批医疗物资一路数月，历经艰险到达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与他亲切的交谈，给他留下十分深刻和美好的印象，特别是他应朱德邀请参加了白求恩大夫的追悼大会，令他深受感动，他上台发了言，决心做一个白求恩一样的好大夫。他的确做到了。
父亲在战场上救死扶伤，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尽一切可能，在挽救生命的同时，尽量保全战士的肢体。战争环境下，战事紧张，医药紧缺，一般对难治而没有生命危险的伤员往往采取截肢手术，这样伤口愈合快，操作也容易。可是父亲没有这样做。为保住他们的肢体反复考虑治疗方案，既能取出弹片和碎骨，又不加大关节的损伤。手术往往需要大半天，甚至一整天。那时，手术条件很差，地上铺块门板就是手术台，父亲当时自己的身体也很差，高大的身躯跪在地上，仔细地取出弹片和碎骨，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但是他宁可给自己添烦，让自己难受、费劲、费事，也坚持在挽救战士生命的同时，保全战士的肢体，要尽可能让战士重返战斗岗位。
父亲经常告诉我们，当时党中央十分关心照顾国际友人，得知他在前线病重的时候，多次打电报要把父亲召回延安，派人探望并要求用最好的药治疗，彭德怀还脱下自己的皮夹克送给父亲。在艰苦的条件下，上级定期发给父亲一些营养品，可是他舍不得吃，全给了重伤员补营养。父亲空闲时还与工作人员以及轻伤员一起上山背柴。父亲从来到中国开始，就决心参加中国共产党，打了多次申请报告。可是因为种种原因，或者认为战争时期无法审査他的家庭背景，或者因为不是中国籍等等未能入党。但是父亲初心不改，一直努力争取。新中国成立后，他立即申请加入了中国籍，随后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父亲为中国乙肝病研究与乙肝疫苗的研制及应用立下功勋，1989年被卫生部授予“杰出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称号。中国曾经是乙肝病大国。乙肝病的诊断与防治，一直是他牵挂的课题。早在延安时，他就开始关注这个难题了。1972年初夏，中日两国尚未建交，但是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行程即将开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访华之旅已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之中。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我们一家四口踏上回日本省亲之旅。父亲有幸结识了日本著名的肝病专家西冈久寿弥教授，与之一见如故，他们共同的兴趣是对肝炎的成因和正确诊断及治疗，并对此专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西冈教授是一位对中国人民满怀友好之情的学者。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经过多年努力、精心研制成功的诊断乙型肝炎的先进方法介绍给父亲，还赠送给父亲一些检测板，让他带回中国试验。
回国后，父亲选择了他领导下的北京医学院附属北京人民医院检验科的陶其敏大夫与她的课题组，接下了任务。他们在用仓库分隔出来的6个平方米的简陋小屋里，开始了艰苦的科研攻关战斗。只用了四个月，成功地制成了合格的、带有表面抗原的敏感血球，用中国自己生产出的试剂，建立了一项敏感的检测方法。之后，继续努力，研制乙肝疫苗。科研小组经过几百次反复试验，在研究处于最困难的关头，父亲提出在自己身上做活体实验，感动激励了科研小组的全体同志。1975年7月1日，赶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之际，终于制成了我国首批乙肝疫苗。大家说，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成果。所以，也要给这个成果起个有纪念意义的名字。于是，大家为乙肝疫苗起名“7571”，作为向伟大的党的生日奉献的一份最有意义的厚礼。
父亲在他临终时，反复叮嘱我妈妈的一句话是：“有事情找组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一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我去世后，你也不要离开中国。永远不要离开中国。”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诞辰，让我们向我父亲一样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先辈致敬，祝福中国更加繁荣富强，中国人民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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