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军队的仓促撤退，阿富汗在短短数周内就上演了政权更替的惊天一幕。阿富汗塔利班快速控制了阿大部分地区，并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占领了首都喀布尔，从而时隔20年再次主导了阿国家政权。阿富汗的巨变吸引着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其中对美国政府不负责任的批评不绝于耳。《经济学人》就直接选择以“拜登的崩溃”（Biden’s Debacle）作为封面文章。即便是在美国国内，以往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从阿富汗撤军的民意也骤然缩水，对拜登在对外事务上的满意度快速下滑，一个在外交事务上的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的“资深总统形象”的确正在崩溃。
对两党政治人物而言，从阿富汗撤军都是具有标榜史册的诱惑力、但却同步具有极大政治风险的艰难抉择。在特朗普政府期间，这位不按常理出牌的反建制派总统推动了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单方面谈判，最终确定了2021年5月1日完成撤军的目标。如此决策的考虑，除了为当前美国战略转向、聚焦印太的共识叙事服务之外，当然还与特朗普在2020年的竞选有关：在选前承诺一个连任后才有可能实现的重大目标，这无疑是一种吊足选民胃口的造势手段。然而，随着拜登的当选，这位民主党人继承的不仅仅是他等待了一辈子的椭圆办公室，还有并未由于国内民意压力而具有高度紧迫性的从阿富汗撤军。虽然为了体现更为审慎的建制派风格，将撤军时间从5月1日推迟到了8月31日，但撤军无论如何都戏剧性地成为了特朗普因选举政治而提出的、拜登却要认真兑现的首要任务之一。
拜登政府在撤军问题上的决绝，当然也存在着其自身的特定考虑。一方面，在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开启的所谓“大国竞争”的前提下，拜登及其团队表现出一种倾向，即要完全投入到“大国竞争”，就必须彻底告别反恐战争遗留下的“错误”，即从阿富汗撤军、结束阿富汗战争成为了美国战略新阶段不可或缺的起点。另一方面，在阿富汗撤军上的自我紧迫感也明确验证了拜登政府本身对于其施政空间的“时不我待”：高龄总统原本就因为连任的更大压力而具有“遗产导向”，2022年中期选举极可能产生的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更会断送拜登目前任期后两年的内外政策议程。这就意味着，从基建立法、到家庭计划，再到阿富汗撤军，拜登政府目前强推的重大内外议程都是以两年而非四年作为时间表的，即倾向于在中期选举之前尽可能多地留下足以注定“遗产”的“政绩”。
但问题在于，即便是要“急于求成”，拜登政府并没有充分预见到其长期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军竟然毫无斗志、溃不成军。与美国自身情报分析与评估此次暴露出的严重不足同步的是，拜登政府突发事态的决策过程也被认为存在着明显的拖沓且低效。一方面，拥有36年国会议员经历的拜登在关键决策中往往显露出在方向上固执己见、在具体操作上却左右摇摆、难以单独决断的复杂状态。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外交安保决策圈核心人物暴露出更为擅长理想化规划而缺乏实际决策与应急经验的问题。换言之，拜登及其团队在此次决策中的失败令外界颇有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笔下的“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1993）再现之感。当然，共同的只是所谓“聪明人”的失败，而非谁比谁更加“出类拔萃”。
面对来自国会两党政治精英的担忧乃至不满，面对着美国大众舆论的快速反弹，拜登政府的下一步计划意料之中地将是坚持撤军。正如从戴维营匆匆赶回白宫的拜登在专门针对阿富汗问题的演讲中表达的那样，撤军从来没有好的时机。而这位78岁的总统在完成演讲后用文件夹敲击讲台的小动作也在表达着他的坚持、甚至是对反对意见的所谓“不屑”。
可以想见，在阿富汗撤军上被批评重演了“西贡时刻”的美国政府，必然会加紧推进“大国竞争”的战略议程。在他们看来，如果精英与大众舆论都对作为过程或手段的阿富汗撤军不满，他们就必须加快获取一些能够令人满意的对外政策成果，从而向外界展现出撤军的所谓“真正价值”。特别是考虑到阿富汗局势让外界普遍对于美国在地区影响力以及美国的所谓“民主重建”置疑倍增的客观事实，拜登政府必然将针对性地专注印太战略的具体化与机制化以及对民主价值观的强调。于是，其重头戏自然是消息称将在9月进行的所谓“印太四国”首脑下线峰会以及将在12月9日到10日举行的“民主峰会”。当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美国从阿富汗的撤军与从“大国竞争”或印太战略出发继续保持在阿富汗其他意义上的存在之间并不冲突。摆脱了所谓“重建”责任，美国未来将肆无忌惮地扮演起“非建设性力量”，如通过扶植代理人实施反对塔利班政府的武装割据等方式来维持自身的地缘影响。甚至，现如今在西方某些媒体的叙事当中，已经开始故意夸大中国的角色、歪曲中国的意图，妄图将未来阿富汗的所有责任以及矛盾都引向中国，这显然也是大国竞争的组成部分。
无论如何，即便拜登政府有自己的算计，但阿富汗撤军所引发的败局已不可避免地给美国外交政策与对外战略带来了实质性的影响，当然并非正面。
首当其冲的是，阿富汗的败局证明了美国霸权实力的有限性与局限性。作为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即便在综合国力等各指标上仍维持优势，但这绝不等同于美国一定可以实现所有战略目标。在阿富汗如此，在其他战略方向上也必然如此。尤其是在世界秩序向着民主化、多极化方向发展的今天，美国的实力已经难以完全支撑起其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霸权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喀布尔时刻”可能意味着美国单极霸权时代的彻底远去。
其二是，阿富汗的败局说明了美国的所谓“信誉”特别是在盟友体系内动员、协调乃至领导力的不可逆衰落。在从阿富汗仓促撤军的过程之中，美国为了甩包袱而丝毫不考虑盟友安危、不惜失信于盟友已成为一贯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展现出的是变异版本的“美国优先”。给盟友的切实感受只会是，所谓的“美国回来了”（American is back）在现实实践中就是“美国回家了”（America is back home）。在如今美国国内所谓“内顾倾向”大行其道的情形下，如果无法有效纠集盟友，“大国竞争”战略议程的前景其实也难以想象。
其三是，阿富汗的败局反映出美国“价值观”外交的再次失败与不得人心。美国在阿富汗的存在虽然包藏着多重目标，但将阿富汗重建为所谓“民主样板”、展现“美式民主”所谓优越性显然是其中最为雄心勃勃的任务。而现如今，阿富汗加尼政府的溃败与塔利班的再次主导，完全展现出美国强推价值观的水土不服与失道寡助，再次验证了各国人民都有权利、也应该自主选择符合自身历史与现状的发展道路的正道真理。反过来说，无论其如何辩驳，美国在阿富汗的“重建”失败并不仅仅是方式的失败，更是美国民主价值观的失败。如果拜登政府还是指望着以所谓人权或价值观为工具、反向渲染某些国家的所谓“意识形态威胁”来驱动乃至恐吓盟友与伙伴国家的话，就是在贩卖冷战思维，必然毫无市场、自食其果。
其四是，从美国与塔利班谈判到如今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客观上将对恐怖主义、极端势力等造成负面刺激。这种刺激不但会导致中东、中亚等地区某些国家内部军事武装势力的躁动从而导致相关国家局势不稳，而且也有可能进一步刺激恐怖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的死灰复燃，不排除会对美国构成新的国土安全与海外利益的威胁。如果拜登政府在从阿富汗撤军中表现出的美国的“脆弱”正在向恐怖主义发出了“邀请函”的话，国际社会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从阿富汗撤军的背后，是一个急于求成、“遗产”导向的政府、一种比特朗普更为精致的利己主义以及一个霸权国的垂暮，对此全世界都应该做好准备。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刁大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