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总体上继续走在社会民主
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而美国则走在一条充斥着政治腐败
寡头政治、贫富悬殊、蔑视环境
和拒绝限制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的道路上
文/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 Sachs）
顶层1％和其他人
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在2006年看到了这场危机的本质。“有阶级斗争，没错。”他说，“但发动战争的是我的阶级，富有的阶级，而我们正在取得胜利。”
主战场在华盛顿。突击队是聚集在美国国会、联邦各部门和行政机构的企业说客。弹药是每年花费在联邦游说（2020年估计为35亿美元）和竞选捐款（2020年联邦选举估计为144亿美元）上的数十亿美元。支持阶级战争的宣传者是由亿万富翁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领导的企业媒体。
近2500年前，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一个有缺陷的宪法秩序，可能会让一个好的政府变成一个坏的政府。由法治统治的共和国，可能会沦落为民粹主义的暴民统治，或由少数腐败阶级组成的寡头统治，或独夫暴政。除非美国的政治体系能够脱离大规模的企业游说和富人竞选融资的腐败，否则美国将可能面临此类的灾难。
美国针对穷人的阶级战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了，并在过去的40年中以残酷的效率付诸实施。从大萧条时期的1933年小罗斯福总统的就职典礼，到1961年～1968年的肯尼迪·约翰逊时期，大约3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发展道路大致与战后西欧相同，成为了一个社会民主国家。收入不平等正在减少，更多的社会群体，尤其是非裔美国人和妇女，正加入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主流。
然后是富人的报复。1971年，企业律师刘易斯·鲍威尔（Lewis Powell） 提出了一项战略，扭转了社会民主趋势，而后者正朝向加强环境监管、工人权利和公平税收的方向发展。大企业要反击了。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提名鲍威尔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于次年年初宣誓就职，这使得他能够实施他的计划。
在鲍威尔的推动下，最高法院打开了企业资金进入政界的闸门。在1976年巴克利诉法雷奥案（Buckley v. Valeo）中，最高法院取消了联邦政府对候选人和独立团体竞选支出的限制，认为这违反了言论自由。在1978年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诉贝洛蒂案（First National Bank of Boston v. Belotti）中，鲍威尔撰写的多数意见宣称企业用于政治宣传的支出属于言论自由，不应受到支出限制。最高法院对竞选资金限制的猛烈抨击在2010年《公民联合诉联邦选举委员会》（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案中达到了顶峰，该案件基本上结束了对联邦政治中企业支出的所有限制。
强大的阻力
这就是拜登试图解决的情况，但迄今为止，他的成功有限且脆弱。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所有的国会共和党人和少数但具有决定性的民主党人都打算阻止任何对富人和美国企业有必要的增税，进而阻止建立一个更公平、更环保的社会，后者的建立迫切需要联邦收入的增加。他们还阻碍对气候变化采取果断行动。
2021年9月30日，美国参议员古尔斯滕 西尼玛( Kyrsten Sinema，左)与乔 曼钦(Joe Manchin)私下会面半小时后前往参议院投票。
因此，在拜登任期的第一年行将结束之际，富人仍然牢牢掌握着权力，而在公平税收、增加社会支出、保护投票权和迫切需要的环境保护等方面，处处面临着障碍。拜登仍有可能取得一些小胜利，然后在未来几年再接再厉。这是公众想要的。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支持对富人和公司增税。
然而，拜登在2021年遭遇的挫折，很有可能会帮助共和党在2022年赢得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这将导致至少在2025年之前无法实现立法改革，甚至可能预示着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重新掌权，届时的总统选举将在共和党控制州的社会混乱、暴力、媒体宣传和选民压制中进行。
美国的动荡具有令人不安的国际影响。当美国甚至无法连贯地管理自己时，它就无法领导全球改革。也许现在唯一能把美国人团结在一起的，是一种过度紧张的海外威胁意识。在美国国内混乱的情况下，两党政客都升级了他们的反华言论，仿佛新冷战能够或多或少缓解美国的本土焦虑。唉，华盛顿两党之间的好战只会带来更多的全球紧张局势和新的冲突危险，而不是解决安全或任何紧迫的全球问题的真正方案。
美国还没有回归，至少目前还没有。它仍在为克服几十年来的政治腐败和社会忽视而挣扎。结果仍然高度不确定，未来几年的前景对美国和世界都充满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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