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世界经济与科技体系加速重构的背景下，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由“局部突破、点状推进”迈向“系统集成、群体迸发”的关键阶段。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全球价值链重塑与技术范式更替相互交织，使科技创新不再只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是上升为重塑国际分工格局、重构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创新能力的层级结构、原创程度及其转化效率，日益成为衡量一国发展潜力与战略安全的重要标尺。为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把新质生产力作为破解传统增长动能衰减、培育新动能的关键抓手，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牵引，通过加强科技原始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强化产学研高效协同等，来塑造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
从理论层面看，新质生产力旨在通过技术范式转换和制度环境优化，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系统性跃升，尤其是借助于颠覆性和前沿性的自主原创科技成果，在突破既有技术路径和产业边界的基础上，为生产体系注入“非线性”的增长动能。在这种意义上，自主原创性科技成果便成为新质生产力得以生成、扩散、巩固和提高的关键所在，极大程度的影响着创新红利及其倍增效应的释放。这就需要彻底打通从基础研究“最初一公里”到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制度性梗阻，实现创新链、产业链与价值链的有机衔接。为此，系统揭示自主原创科技成果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内在逻辑，对我国在复杂变局中塑造长期竞争优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科技自主原创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
生产力形态的跃迁并非自发演进的结果，而是以关键技术群的系统性突破为基本前提。从经济发展史看，生产力的每一次重大跃升，都是源于技术范式的转换及其对要素配置方式的重塑。与传统生产力主要依赖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的规模性投入不同，新质生产力则以高科技含量、高运行效率和高发展质量为基本特征，其增长逻辑不再是建立在要素简单的叠加之上，而是根植于创新驱动所引致的效率跃迁与结构优化。这一特征决定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必须以持续的技术进步，尤其是自主原创科技成果的不断涌现为核心支撑。
从概念内涵上看，自主原创科技成果强调在基础理论、核心算法、关键材料及底层架构等领域实现“从0到1”的实质性突破。这类突破不仅决定了技术进步的方向，也在根本上塑造了产业体系的技术底座与竞争优势。若缺乏自主原创能力，产业发展往往只能依附于既有的技术路径，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也往往处于中低端的劣势地位，不仅难以获取持续的技术租金，还容易在关键环节受制于他人的“卡脖子”，从而使所谓的“新质”生产力成色不亮、徒有其表甚至沦为空洞化的浅层表述。
从经济学视角看，自主原创科技成果对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两条相互关联但又逻辑可分的路径之中。其一是“重构效应”。原创性技术突破往往打破既有产业边界，通过催生全新的产品形态和产业门类，形成新的生产函数和增长空间。例如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正是在基础原理层面突破的基础上，孕育出具有潜在颠覆性的全新产业形态，直接构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增长点。其二是“赋能效应”。原创技术并非只在新兴产业中发挥作用，更是通过技术扩散和知识溢出机制，持续向传统产业渗透，将先进技术嵌入既有的生产体系之中，如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对传统制造业的深度改造，从而显著提升了存量资本和劳动要素的配置效率，实现“以新促旧”的结构性升级。
围绕上述逻辑路径，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实践探索，2024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超过3.6万亿元，强度接近于3%，产出了一大批的先进技术成果，并逐步转化为新质生产力要素，推动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2024年我国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在规模以上工业中的比重达到了16.3%，“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权重持续上升。可以说，科技创新正在由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转化为引领经济结构升级的“核心动能”，自主原创技术对新质生产力的支撑和助力效应日益凸显。
二、科技自主原创成果助力产业领跑的实践图谱
衡量中国经济发展的“含新量”，不能停留于宏观总量与增速指标，还需要深入到具体的产业层面，考察技术进步在生产函数重塑与产业演进方向上的真实场景。从这一视角看，近年来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科技成果，正在关键领域加速集聚并形成规模化应用，促使了由原创性的“概念提出”向实践性的“产业转化”，勾勒出技术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清晰图景。
首先，在能源结构与交通体系变革领域，自主原创技术正在重塑工业体系的“绿色底色”。长期以来，我国在传统燃油汽车及其核心零部件领域主要处于技术追赶和成本竞争阶段，发展路径囿限于既有的技术范式。但伴随着理念的调整，凭借着在新能源技术体系中的不断创新，如在动力电池化学体系、电驱动与电控系统等关键环节的自主突破，开始实现了弯道乃至换道超车，破解了对传统技术的路径依赖。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出口额在2023年首次突破万亿元，2024年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2025年上半年同比增幅达到12.7%。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在今年前11个月的产销量中，均接近1500万辆、增幅超过30%；出口则达到了231.5万辆，同比增长1倍。这些指标不仅体现了产业规模的快速扩张，更重要的是表明以自主原创技术为基础的产业链体系，已经具备了定义新产品形态、引领新消费模式并参与全球规则竞争的能力，实现了技术路径选择向制度性竞争优势的转化。
其次，在数字经济领域，底层技术突破正在加快构建支撑新质生产力扩展的“数字底座”。以人工智能大模型、具身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和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一系列前沿技术，正在由实验室阶段的概念验证，开始迈向了工程化、平台化和规模化应用阶段。在生产端，智能工厂通过柔性制造和智能调度显著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在流通端，无人码头、货柜搬运与智能仓储重构了物流体系；在治理与公共服务领域，城市运行的“数字底座”与智能算法促使了公共管理方式的不断优化。在这些过程中，自主算法体系、国产算力芯片以及自主可控的软件生态，成为支撑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础。2024年，我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9%，显著高于同期经济整体增速，反映出数字技术作为典型的“通用目的技术”，通过跨行业渗透和技术溢出效应，正在放大创新对全社会生产效率的乘数效应。
最后，在农业现代化领域，原创科技成果正在推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深层变革，使“靠天吃饭”逐步转向“知天而作”。农业既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也是新质生产力向基层和广域空间延伸的重要载体。近年来，依托北斗导航、智能传感、遥感监测等原创技术，智慧农业体系不断完善，精准播种、水肥药一体化管理、智能植保和无人作业等新模式加快推广应用。《全国智慧农业行动计划（2024—2028年）》明确提出，要在智慧农场、智慧牧场和数字乡村等重点场景集中推进相关技术装备的应用。在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共同作用下，2024年全国农业无人机作业机型达到20万台，飞防服务人员接近50万人，“植保无人机飞手”等新职业不断涌现。这一实践表明，高技术含量的原创成果并非只能停留在实验室层面，一旦通过制度设计与应用场景的有效对接，便能够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发挥出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和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作用。
三、加快构建开放融合的科技自主创新好生态
加大自主创新，加快原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并有效转化应用，是新质生产力由“形成期”迈向“扩展期”的关键举措。这一过程不仅关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更涉及科技体制、产业组织方式以及公共治理逻辑的系统性调整。从目前来看，虽然我国在创新投入规模、产业基础和制度供给等方面已经具备较好条件，但要使自主原创成果真正转化为支撑长期增长的新质生产力，则仍需在若干关键领域实现由“数量扩张”向“质量跃升”、由“局部突破”向“体系推进”的结构性转变。
首先，应在更高层次上夯实原始创新的制度基础。与以工程化目标为导向的“大项目、大工程”不同，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特征，其回报周期长、风险高、外部性强，难以完全依赖市场机制自行供给。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必要进一步优化基础研究的战略布局和稳定支持机制，通过长期、连续和可预期的制度安排，引导科研力量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交叉领域，特别是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育种以及深空深海等前瞻性的研究领域，加大深层次系统性的研究探索，推动并形成一批在国际科技体系中具备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为新质生产力的持续演进提供源头支撑。
其次，应以更高效率畅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链条，彻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从创新经济学视角看，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瓶颈往往并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组织协同与制度激励不足。因此，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鼓励具备系统整合能力的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或成立新型研发机构，将应用场景、工程目标和市场需求前置到研发阶段，推动原创成果在细分领域实现快速迭代和工程化落地。另一方面，应持续深化科研评价体系和职务科技成果权属制度改革，通过“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机制，引导科研人员主动参与产业一线的创新实践，并在更大范围内落实成果转化收益的正向激励，逐步形成“愿意转、敢于转、善于转”的制度环境和行为预期。
再次，应以更高标准构建有利于自主原创的制度与市场环境，夯实新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的制度基础。一方面，要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和管理的全链条协同，着力提升专利和技术成果的质量与实际转化效率，通过标准制定和规则对接，将技术优势固化为制度优势，为原创成果参与国际竞争提供稳定预期。另一方面，应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特征相匹配的要素配置机制，通过科技金融创新、数字基础设施完善以及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改革举措，为高风险、高不确定性但具有高潜在回报的科技原创项目提供更具针对性和可持续性的金融支持与制度保障，最大程度缓解创新活动常常面临的“融资约束”难题。
最后，应在更大范围内提升“创新中国”的全球吸引力和外溢效应。随着研发投入强度和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中国已逐步成为全球创新网络中的重要节点。面向未来，通过更加主动和制度化的对外开放，拓展高水平科技开放合作网络，在重大科学计划、国际大科学工程以及全球科技治理等领域深度参与并贡献中国方案，不仅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也能够推动我国自主原创科技成果在更大范围、更高层级上实现人类共享，从而为新质生产力的稳步发展注入更为持久的强大动力。
（作者：张俊飚，浙江农林大学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首席专家、副院长、教授；夏文浩，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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