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1月4日电（远达）某些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感到悲观，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内的巨额债务、过度投资、产能过剩现象，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的所谓“鬼城”。但这都是老问题。《评论汇编》杂志网站12月26日发表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的分析文章称，自1978年以来，它们一直在以不同的形式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甚至在东亚其他高效经济体的快速增长期也表现明显——例如韩国和日本。然而，自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35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增长率创纪录地达到了9.7%。韩国也仅仅花费了4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状态的转型。这些经济体为何能保持长时间的高速发展、同时克服中途遇到的各类问题？答案很简单：弹性。
经济发展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充满了挑战和风险，成功与失败，外部冲击和内部震荡。债务率上升、产能过剩等不利影响亦是不可避免。
如果一个国家无法恰当应对上升过程中的新挑战，经济增长和发展就会停滞。许多拉美和南亚国家正是因为未能及时调整自身增长模式，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东亚经济体则恰恰相反，这些国家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致力于体制改革。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直接解决自身所面临的问题，而是要激发更新、更高效的活力，将债务转化为资产，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经济实力。
从这个意义上看，东亚经济体已经进入了“创造性破坏”阶段，这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代经济结构不断从内部进行革新的过程。此外，这些经济体通过实施渐进式改革，促进、甚至鼓励充满活力的新型资源取代老旧、低效资源，更是加快了“创造性破坏”的进程。
举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中国之所以进行农业生产力改革，部分原因是因为国家政策刺激城乡企业发展，导致非农业部门迅速增长。同样，上世纪9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长期亏损催生不良债务，房地产过度投资导致部分建设项目无法完成，这些问题促使中国实施体制改革、刺激其他活跃部门的发展，抵消了国有企业资本收益下降的损失，从而解决了这两大问题。
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弹性”就是政府和市场间相互作用的特点。事实上，根据已故经济学家拉尼斯的观点来看，东亚经济体成功的关键在于政策和市场制度间的互动。例如，中国地方机构要求增加自主权，这刺激了财政分权的出现，此举有助于推动地方竞争力，同时支撑日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环境。
这种互动也体现在产业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在中国，虽然不少充满活力的小型厂商欣欣向荣，但政策制定者很少采取相关措施、促进产业的发展升级。引导这一过程的重任因而落到了市场制度的肩上，必须确保中小型企业在不断扩大的产业部门中发挥关键作用。
此外，东亚经济体的弹性还来自于地方政府。最初，中国地方政府负责公共资本支出，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为私人投资者带来合理回报。这有助于推动地方企业发展，尤其是创新型中小企业。为此，地方政府也在大力帮助企业家接近全球生产链。在这方面，浙江和广东堪称表率，这两大省份无疑是中国最强大的地方经济体。最后，地方政府表现出支持体制创新的意愿。这有利于地方政府灵活应对阻碍增长的结构性挑战。
经过三年的经济增长放缓和债务上涨，中国发现自己再次身处十字路口。但幸运的是，中国选了一条灵活和调整的道路，因为中国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目的就在于接近、最终跨越高收入门槛。（编辑：王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