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2月10日电（远达）在中国，微博等社交媒体上的一句话往往可以引发轩然大波。《外交学者》杂志网站2月5日发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初级研究员Nancy Tang的分析文章称，社交媒体上一句欠妥的评论会在中国国内引发一场性别革命吗？
1月12日，学者周国平在微博上发文称：“女人只有一个野心，骨子里总是把爱情和生儿育女视为人生最重大的事情。”周国平后来回应这句话造成的强烈反响时表示：“妇女解放，男女平权，我都赞成……但一个女人才华再高，成就再大，倘若她不肯或不会做一个温柔的情人、体贴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她给我的美感就要大打折扣。”随后，这两则博文都被周国平删除。
中国评论人士很快向周国平发起攻击，称这是“直男癌”的表现。“直男癌”一词出现于2014年6月，指的是一种沙文主义的、带有审判性的行为和语言，推崇男性至上主义的双重标准，或者说漠视女性价值、不尊重女性。周国平在微博上发布的这几句争议性观点受到广泛关注。《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一篇社论，呼吁运用法律和社会舆论，“防止‘直男癌’从私域向公域扩散”。新华社也发布了一份周国平的访谈文字记录。而周国平在访谈中却称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
周国平绝不是中国唯一一个大男子主义者。在周国平之后，网友又挖出许多其他公众人物歧视女性的案例。韩寒，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国作家，他曾表示他决不允许他的女朋友外出工作。著名翻译家林少华告诫男性同胞们远离家务活，认为做家务活有损男子汉气概。清华大学社会学家孙立平曾建议降低女性就业率，将女性退休年龄提前，称这有利于减轻因中国人口过多带来的社会压力。新儒家学者齐一虎提倡降低女性工作时间让其有时间照看孩子。更有“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这种“直男癌”晚期患者，他毫不尊重妻子，婚内就对妻子拳打脚踢。
但并非只有异性恋的中国男性才会患直男癌。出于对癌症患者的尊重，而且考虑到大多数中国人易受性别歧视态度的影响，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建议使用“厌女症”或“大男子主义”。由于中国很长时间来都有结构性歧视的问题，性别歧视主义使国内性别不公的问题更加严重。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3年发布的性别不平等指数中，中国在187个国家中排名第91位，落后于伊朗和乌克兰等国。
就在西方就女性应该“向前迈出一步”还是“掌握全局”这一问题进行辩论时，周国平及其他人的评论体现了中国人的普遍想法——中国女性的地位只有在家中才能得以体现。某中国官方媒体在2011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70%的中国女性认为“做得好不如嫁得好”。而令人失望的是，对该观念表示支持的人当中，也包括很多在职业上非常成功的女性。
如果中国的异性婚姻标准没有这么糟糕的话，“嫁得好”或许还有一定的诱惑力。地位平等在中国婚姻中非常少见。中国女性本来就应该“嫁比自己更优秀的男人”。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这样准确地描述道：“一等男人找二等女人，二等男人找三等女人，三等男人找四等女人。”这种层级式的婚姻标准意味着婚姻中男女的劳动分工：很多中国家庭都有两个收入来源，但男性仍被视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而抚养孩子和打理家事的责任则落在女性身上。
中国女性和男性深受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和有悖常理的婚姻标准之害。一等男人找二等女人的逻辑表明，“一等女人”——往往是城市中有高学历的知识分子——找对象非常困难。教育部也搀和进来，将年龄在27岁以上的中国未婚女性称为“剩女”。因此，20多岁、快接近30岁的未婚女性面临父母的压力和社会的歧视，往往被认为“太过挑剔”、“不正常”或“毫无价值”。但急着找男朋友只是普遍的性别歧视主义引起的诸多社会弊病中的一种。性别歧视主义还使这一代年轻中国女性无法过上有意义且丰富多彩的生活。比如，周国平的评论折射出了如今非常流行的“男性眼光”和荒谬的审美标准，而这导致了近来中国女性普遍去整容，还因为减肥而引起饮食失调。
女性还不被允许在职业上完全发挥自己的潜力。在一个女性的聪明才智得不到认可的社会中，女博士被戏称为“第三性别”的人。那些害怕“被剩下”的中国年轻女性担心事业上的成功可能会使自己不好找对象，对此我们也不必感到惊讶。即使有女性有足够勇气无视中国婚姻中强制性的标准，荒谬的结构性歧视也可能会使她们在求学和就业中不能享受与男性公平的竞争。
中国社会被财富追逐所污染，数以百万计的单身男女不去考虑真爱。现在的婚姻标准将中国的家庭组合变成了毫无爱情可言的性与财富的交换，即女方负责满足男方的性需求和日常需求，而男方则提供房产和车等物质保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像周国平这样异性恋的中国男性一边在日常生活中丝毫没有克制自己的男性优越感，一边又指责中国女性“太现实”而且不想要有真爱的婚姻。一方面，他们厌恶潜在伴侣的物质需求，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忍受女方享有与自己平等的地位。他们无法想象一个有竞争力的伴侣会是什么样子。这些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在中国的父权制度中也是失败者。除了婚姻无爱以外，中国男性中几乎很少有人能分担家务活和抚养子女的工作，原因之一是这样会削弱他们的男子气概，原因之二是政策上的不足和结构上的歧视使男性很难这样去做。比如，在中国，女性有98天产假，而男性没有任何陪产假津贴。
然而，在中国，性别不公对来自社会经济环境底层的男性伤害最大。迄今为止，中国大约有4000万名“消失的”女性。甚至中国卫计委也承认中国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国家。由于有这些婚姻标准，不太富裕的中国男性很难找到对象：由于“没车”也“没房”，他们也就不具备结婚的物质条件。到2025年，中国未婚男青年（或称“单身汉”）人数预计将达到3500万至5000万左右。性别歧视主义因此导致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荒谬的现实状况：一方面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剩女”，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单身汉”也多达百万。
除了使男子汉气概被物质化的荷尔蒙经济以外，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单身汉还会给社会带来安全隐患。如今，已有大量东南亚女性被贩卖到中国充当新娘。中国男性人口的过剩有可能引起有组织的暴力活动和社会骚乱。经济学家Lena Edlund指出，性别比每增加百分之一，暴力和财产犯罪的比例就增加百分之六。还在上升中的118:100的性别比应该而且将给中国领导人带来很大麻烦，因为他们不希望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国家稳定因此而遭到破坏。
尽管中国的性别歧视主义带来了严峻挑战，但公民社会对周国平评论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使我们抱有审慎的希望。近几年来，中国社会开始涌现出各种各样的女权主义讨论和辩论。由于民间和法律上的不断努力，结构性变化正在悄然发生。比如，中国首部有关家暴的草案法已于2014年11月颁布。在公民社会中有一定影响力的活动家及女权主义者吕频断言道，这一“性别革命”不会稍纵即逝，而是会继续深刻而渐进地影响中国社会。在一个有性别歧视主义的社会里，中国的女权主义者需要有这种冷静的乐观态度，以便继续同“直男癌”作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