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2月11日电（远达）如果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一个正在发生的真实命题，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对此的回应至关重要，因为这事关世界如何适应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国家利益》杂志网站2月8日发表厄勒姆学院政治学客座讲师Peter Harris的分析文章称，美国领导人未能让公众对中国崛起做好准备。历史表明，他们应该明智地做到这一点。
美国应当怎样对待中国的崛起？外交政策学者和执行者对此莫衷一是。争论的焦点为人们所熟知。对中美关系前景持乐观态度的人认为，中国能够而且应该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在他们看来，美国必须对中国采取战略克制与和解姿态，反过来中国便会投桃报李。而持悲观态度的人认为，中国必定会谋求打破由美国制定的国际秩序。他们反驳道，在中国看似势不可挡地崛起为全球大国的背景下，美国及其盟友只有保持有利的力量格局，才能保护好自己的利益。
尽管存在分歧，但针对中国崛起的这两种程式化观点，都将重点放在美国的对外关系上。也就是说，它们都包含一整套与中国打交道的外交政策方略。然而，美国不仅仅须在外交领域做好应对中国崛起的准备。在国内政治方面，美国也必须采取一些重大举措，做好准备应对美国相对于中国——事实上还有其它新兴国家——日渐式微的局面。
上一次世界主导权的实质性转移，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新崛起的美国超越了大英帝国。尽管英国官员有时看不到本国衰落的确切形势，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就非常清楚地意识到美国相对于英国实力不断增加的情况。而一开始，英国不仅默许美国崛起，而且还在某些领域积极推进美国的崛起。这一绥靖主义政策在英国当时采取的若干外交举措中得以清晰体现。比如，在1895年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领土争端中，英国向美国屈服，而且在3年后的美西战争中向美国提供外交支持。
英国政府还小心翼翼地说服国内自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精英们接受美国的全球崛起。英国内阁坚持认为，英美就委内瑞拉领土争端爆发战争，无异于“自相残杀”。而内阁提出这一主张，目的之一在于预防国内出现沙文主义，目的之二在于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几年后，在就《海一庞斯福特条约》进行谈判，并决定是否准许美国拥有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时，英国政府苦口婆心地向本国强大的商业利益集团保证，国际法将足以保护他们在巴拿马运河中的航行权利。在美国工业及出口开始超过英国时，很多英国政治家并不主张对美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
英国政府为管控国内有关美国崛起的舆论而采取的举措，都是为了在所谓的“大和解”政策下，保持与美国的良好关系。而英国对美国的这种“大和解”立场，与它同一时期煽动公众反对法国和俄国分别在非洲和近东、英属印度及东亚扩张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当时英国国内的政治局面还不是很统一，而且谁也无法确定20世纪后英美的友好关系会不会毫发无损，但有些英国政客还是愿意去打消同胞们对美国崛起的担忧，愿意去消除他们对很多同时代人认为英国的影响力会随着美国崛起而下降的顾虑。就凭这一点，当时的英国政客们就值得称赞。
在利用国内政治（尤其是公众舆论）为外交目标服务方面，美国领导人也并不外行。例如，为了在国内达成反苏共识，杜鲁门政府曾在冷战初期发动了一场强大的反共公关运动。上世纪 80年代，里根政府组织了一次十分专业的公关行动来佐证他对世界事务的看法。与此相反，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指出，公众和美国国会的不买账造成了尼克松总统时期国际关系缓和的失败，这表明坚实的国内基础对支撑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上层建筑至关重要。
因此，无论美国今天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对国内政治的重视都须发挥重要作用。然而迄今为止，美国精英在这个方面没有表现出什么远见。
或许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为使公众对中国崛起做好准备而付出的努力，助长了对中国的敌意。政商界人士、新闻媒体及普通公众都害怕中国崛起，将之与美国的海外力量减退和国内生活水平下降联系到一起。无论右翼还是左翼政界人士和舆论领袖，都利用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的“威胁”牟利，却很少有人谈论如何改善对华关系。总之，美国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为中国和平崛起营造恰当的政治氛围。
这一政策失败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公众和政界似乎仍然认为美国占据全球鳌头是理所应当的。如今，鲜有人能记得美国在世界政治中没有叱咤风云的时代。应当指出的是，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是最后一位曾在冷战时期担任公职、因而拥有在美国并非一枝独秀时代执政经验的资深白宫官员。因此，美国领导人未能让国内政治为接受中国和平崛起做好准备本身，有可能也反映了更广阔层面上的战略调整失败。
当然，与对中美关系的关注相比，对相关国内政治缺乏重视的情况显然是一个矛盾。虽然就中国崛起形成国内共识绝非易事，但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舆论引导者，对国内事态的影响力仍然远大于他们对中国事态的影响力。尽管如此，围绕正确外交政策立场的争论，却湮没了关于在力量转移形势下应推行何种国内政策和释放何种信号的讨论。
最经常论述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之间关系的美国领导人莫过于奥巴马。他在政治演说中频频提到美国应“在国内开展国家建设”，并坚持主张“国内复兴”。这些政策明确地将国内政治格局与美国的海外地位相联系。但是，我们很难看出，奥巴马政府领会了让美国政治和社会为全球力量格局变化做好准备的重要性。这是美国战略规划中一个亟待填补的缺口。毫不夸张地说，世界和平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命运，恐怕都取决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