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3月19日电（远达）随着国内外形势的转换，从美国到韩国的发达国家都遇到了经济增速的天花板。中国也将注定如此吗？《外交政策》杂志网站3月17日发表该杂志资深编辑及经济学家、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兼职教授Daniel Altman的分析文章称，如果李克强出马，答案将是否定的。
文章称，在未来5年内，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和成功。本月初，在全国人大开幕会上，李克强总理重申了中国政府去年出台的计划的主要内容，并设定了未来的经济目标。
从对中国经济形势坦诚而直接的描述看，李克强的讲话值得称赞。海外消费需求的下降打击了国内投资。成本升高和价格走低破坏了制造业增长。培养企业家精神有助于解决应届大学生的“就业鸿沟”问题。如果哪位美国政客——或其演讲稿撰写人——能以这种平实而易于理解的方式传达这些概念，一定会让人耳目一新。
但是李克强经济学中有一个领域出现了一次更有意思的转变。他建议中国应在未来多年内保持与目前7%相当的经济增速，并持续提高收入。这番话听起来不切实际，然而那是对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而言。保持如此高的经济增速同时提高收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除非该经济体能不断通过转型来培养企业家精神并提高竞争力。否则，随着收入的提高，经济增速的回落几乎是一定的。
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非常简单。如果一个经济体始终坚持基本的制度和技术一成不变，那么其收益将不断下降。你可以持续投资并使员工有机会获得更多资本，逐渐提高他们的生产率，但他们的生活水平最多也只能提高到某一点——这是某种极限。此外，随着员工收入的增加，经济增速将放缓。美国、日本和韩国都曾出现过这一情况。
中国未来也会经历这种情况——随着过去7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从14.2%稳步下滑至7.4%，事实上这种情况或许已经发生了。在保持李克强7%经济增速目标的同时提高收入，唯一的方式就是避免收益递减。而为了避免收益递减，中国需要不断变革。
对于一个僵化而顽固的技术官僚制度而言，这几乎不可能。为了实现李克强雄心勃勃的目标，中国必须每年都要努力推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上限。每一个使国内商业环境更具创新性、创业精神和自由的改革举措，都会使经济重新焕发新的活力——这是生活水平的新目标。李克强似乎也明白这一点，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样写道：“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口，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是‘拦路虎’，不深化改革和调整经济结构，就难以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他将这一调整和改革期称作“新常态”，但事实上一点也不平常。这并非是一个新现状，而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中，中国必须要比以往更具活力，像一座施工永未完成的建筑一样，不断改革经济体制。
这与美国和日本的情况非常不同。美日经济体的基本体制机制——法律制度、税收制度、监管制度以及处于他们治理之下的市场——多年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由于没有深层次改革，美日生活水平上限的提高主要取决于缓慢的技术进步。在小泉纯一郎领导的21世纪初，日本曾有机会对经济进行自由化改造，并培养企业家精神，但它依旧墨守成规：支持大型企业，维持贸易壁垒，对国内外竞争整体持怀疑态度。
美日两国政客没有谁会愚蠢到承诺每年7%的经济增速。即使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也是一个巨大挑战。然而，中国的改革方案具有改变规则的可能性。李克强提及的具体改革举措数目众多，比如：实现金融市场自由化，降低资本成本；精简国有企业，向私营市场开放更多行业；进一步开放外贸，同时减少外资限制；取消价格管制，但对能源及其它环境敏感型商品进行高效定价；加大研发投入，同时推动小型企业发展；放松国内人口迁移管制，加快城镇化建设；发展医疗教育，建设能源和信息基础设施；限制地方政府过多投资，但赋予其更大的监管自由。
所有这些改革举措有助于加快中国在未来多年内的发展，但没有哪一项举措能100%的保证这一点。人们开始担忧，国有企业改组后，中国经济的大部分行业仍将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在上月公布的法律制度方面最重要改革方案中，具体细节内容被政治言辞所遮蔽。此外，每出台一项举措，中国政府都必须与受益于旧制度的既得利益作斗争。
但改革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到2019年，中国经济的规模几乎将等同于现在整个欧元区的经济规模。但随着中国改革方案不断取得进展，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非常不同于欧元区。我们几乎能够预测，欧元区未来五年的年均经济增速在0至2%之间。而对中国而言，这一区间更有可能是5%至10%。
换言之，东方的利益攸关程度远大于西方。即使欧元区设法成功缓解了目前令其头痛不已的问题，它也不一定会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首要引擎。但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地使数千万人脱贫并为全世界带来更大的商品和服务需求，每一个人都将因此而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