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编者按：过去一年，决策层以“新常态”概括中国经济所处的新阶段，并获得广泛共识。中国经济实际运行也展现出“新常态”的诸多特征。年初以来，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结构调整稳步推进，转型升级势头良好，中国经济出现了新的积极变化：一些新主体、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和新动力正在加快培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拓展了就业空间，大批“创客”破茧而出；“互联网+”正在为“中国制造”、“中国创新”提供史无前例的试验、推广环境；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有“稳”、有“退”、有“进”，正在加速洗牌和重组，风险也逐渐释放。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有哪些新趋势、新变化？新的增长动力在哪里？哪些经济新业态值得关注？中国经济网记者为此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
中国经济网：“互联网+”今年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是全社会关注和讨论的热点。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互联网+”将主要在哪些行业和领域发力？
刘世锦：我认为首先要搞清“互联网+”要解决什么问题。“互联网+”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互联网对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和改造。举例说，近年来网上购物的火爆程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想。因为互联网降低了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提高了整个流程的效率。
互联网对传统产业或者实体经济的融合和改造目前主要集中在销售环节，或者叫B2C领域，这仅仅是个序幕，下一步如何深入到整个生产领域、流通领域，怎样对生产过程进行深度改造，才是真正的一幕“大戏”。
“互联网+”是技术创新的结果，现在讲“互联网+”实际就是把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运用到其他领域。“互联网+”应用到实体经济领域去以后，实际上带动的是整个商业、经济流程、商业模式的变化。从逻辑上来讲，几乎所有产业领域都存在被互联网利用或“被互联网”的可能性。当然，这个过程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创新本身很大程度上就是试错的过程。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过去会有明显区别。恐怕很难找到若干个很明显的、增长特别快的主导产业，比如像过去的房地产、汽车、钢铁煤炭等。新的热点类似于“互联网+”是一种新模式、新业态、新机制，它所做的是一个横向的、覆盖式的改造，不是冒出来一个行业。
中国经济网：目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形成一股新热潮，被称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这股“新热潮”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刘世锦：目前已经形成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对于这个热潮要很好地呵护和引导。从政府层面来讲，不要随便限定哪个领域能进入哪个领域不能进入。创新是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如果可以规划还能叫创新吗？创新就是大概知道一个方向、一种可能性后，由具体创新人去探索、试错，试错的过程也是“找对”的过程，政府要做的是创造一个好的创业氛围。
其次，要尽可能创造一些便利条件，比如说商事制度改革、注册制改革等。还要对“互联网+”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是一个方面，资本市场之外的资金支持可能更为重要，特别是在创业初期。
目前，“互联网+”在监管上也遇到一些问题，对这些漏洞和潜在的风险要进行评估，使漏洞和风险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这个领域的创新还处在一个成长期，还没有到硕果累累的阶段，在适当控制风险的同时还要鼓励创新，给创新留下足够大的空间。
中国经济网：最近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提出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您认为未来我国制造业会出现哪些新趋势、新变化、新业态？
刘世锦：不论从短期的转型来讲，还是长期竞争力的提升来讲，制造业对中国都非常重要。尽管现在经济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服务业比重已超过制造业，但制造业还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础，或者叫核心部分。服务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给制造业服务的，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
下一步，经济发展质量一方面要看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不是有实质性进展，一方面也要看服务业是不是在为制造业服务方面取得了进展。中国制造业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特别是经济进入转型期以后，相当一部分产业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即使供求比较平衡的行业也面临着比较激烈的竞争，今后将会进入产业重组加快、产业集中度提高的过程。
当前，“互联网+”对实体经济的改造与严重过剩行业的洗牌过程不期而遇，两者碰撞会催生出新的生产流程和商业模式，这将使中国这一轮产业重组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类似产业重组有很大不同。这一轮的重组实际上是和“互联网+”结合在一起的，从而使重组效率更高，而且会出现一些新的业态。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为“互联网+”的创新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试验、推广环境。
互联网与实体经济融合和改造、对严重过剩行业洗牌、拥有最大的市场规模，这三重因素叠加起来，将会大大提高中国“互联网+”创新的成功几率，对推动全面持续提高生产率的作用也很大。
中国经济网：今年经济运行显著特征是走势分化，经济结构调整也正逐步深化，新常态下的结构调整会带来很大的阵痛，产业重组加快，部分行业和领域的经济风险也会增大，您认为应该如何应对？
刘世锦：过去长时期10％左右的高增长，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供求平衡关系。近年来增长放缓，首先是需求侧的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达到历史需求峰值期而出现回落，供给侧的重化工业相应调整，但供给侧的调整慢于需求侧的调整，于是出现了供给侧严重产能过剩，PPI指数连续38个月负增长，企业效益大幅下滑。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测算，钢铁、铁矿石、煤炭、石油、石化这五个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PPI下降的幅度是-20%，整个工业是-4.8%，这五大行业对整个工业PPI下降的贡献占70%以上。
最近一段时间我特别强调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去年8月份以后，包括今年一季度，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表面上是增长速度在放缓，其实最具有挑战性的是企业盈利水平的下降。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大幅度减产。比如说产能减掉20%价格才能回升，企业才能重新盈利，地方的财政收入也才会好转。目前大幅度减产有一定难度，现在各地都在稳增长，减产的话GDP会进一步下行。还有大家都希望别人减自己不减，最终导致囚徒困境出现。
长期持续严重的产能过剩，最好的企业日子也很难过，一般的企业、不好的企业现在处在严重亏损的状态，有些早就应该关门的企业又关不了门，成为企业效益大幅度下降的背景。
本来市场应该能够起作用，因为地方政府干预而不能按照市场作用运行，所以我建议用行政性的办法来解决，中央下发一个配额，相关省份等比例减产。比如说全国煤炭行业减产20%，每个省等比例减20%。减产指标下达以后，可以有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说适当的补助用于安置职工等方面。同时，配额允许市场交易。指标下达以后，竞争力很强的地方企业可以把其他省份竞争力比较弱的企业指标买过来，就可以不减。
中国经济网：“刚性兑付”是否需要打破？通过打破刚性兑付可以是释放局部风险，但如何确保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
刘世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刚性兑付是不应该出现的。所谓的无风险利率事实上是有风险的。在大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要打破刚性兑付预期，将风险释放于局部。只有不断打破刚性兑付，才能够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只有把那些小泡沫一个个挤破才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一直捂住不让出小事，最后就可能出大事。
刚性兑付加剧了系统性的风险，同时人为抬高了全社会的无风险利率水平，从而加剧了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特别是实体经济很难获取合理的资金价格。
这么多年，我国一直存在拉高无风险收益的特定领域，一个是房地产，一个地方融资平台。全社会的资金价格由出价最高的人决定，他会将全社会的资金水平拉起来。
至于刚性兑付一直打不破的原因，简单地说就是没有真正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办事。（中国经济网记者马常艳 冯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