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同时更是日本侵华的最大受害国。抗战期间，侵华日军不仅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也对在华盟国侨民和战俘犯下了极不人道的反人类罪行。
侵华日军负责管理外国侨民的组织机构为日军宪兵队，并设有“外事系”等作为管理外国侨民的具体机构。如“济南宪兵队”为侵华日军“北支派遣军”（“北支”即其所谓“北支那”，即“华北”）设在北京的“日本宪兵司令部”派到山东的一个相当于作战部队“大队”的宪兵队，队长是“大尉”级。它设有“外事班”，直接监视外侨及指挥伪警察署特务课外事组，管理除日本、朝鲜侨民以外的各国侨民。班长为宪兵曹长级，另有宪兵数人。日军济南宪兵队的主要活动有：（1）窃取情报；（2）监视、秘侦、汇报、检举侨民，监视侨民的言语行动，如经商、旅行、传教、参观及与中国人民往来关系等；并随时搜集国际军事、经济情报，报送日本宪兵队供作参考。（3）拘捕涉外人员；（4）拘押侨民；1941年12月，该队将齐鲁大学的英美侨民予以武装看管并送集中营。日军宪兵队每天一份外侨言行动态的监视报告，由伪特务课外事组协助其进行。“外事组”的外勤特务每天将外侨情况搜集后，以公文形式通报各主要敌伪各机关，重要情报则单独向日寇宪兵队外事班报告。
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即已经着手处置在中国的英美侨民及其财产问题。11月22日，日本亚细亚第一课拟定了《国际形势骤变时在支敌国人及敌国财产处理要纲（草案）》，提出对战争爆发后敌国人的处置原则等，认为对于在中国的敌国人及敌国财产的处理，“应以相互主义为指导，国际法为准则，并致力减轻我方负担，善加利用，避免无益的破坏与散逸”。要求把这些“在中国的敌国人”，“应置于帝国军队的监视之下，其居住及旅行应受到限制。军事上，在必要情况下，应对有可能被编入军队以及其他有可能于我有害的敌国人予以拘留”。对于专业技术人员，“其技术及经验可以为我方所用者，应保障其生活，在一定条件下维持现状加以利用”。11月27日，日本支那派遣军司令部按照这一原则拟出了机密文件《在支敌国人及其敌国权益处理要领（草案）》。12月7日，日本外相东乡给在南京的代理大使日高发出特急、极密电报，提出处置一般敌国人的主要措施为：（1）要求宣誓不做出于日方有害的行为，搬家、旅行需要得到军部的批准；（2）邮件要经过审查，非加密电报采用许可制；（3）禁止升国旗；（4）接受监视；（5）禁止集会演讲。
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政府鉴于一些日侨间谍的破坏活动，遂将居住美国的6万日侨集中至洛杉矶统一看管。作为报复，侵华日军也将西方同盟国所有在中国的外侨全部抓捕起来，分别关在上海龙华、山东潍县和香港等。
一、上海敌国人集团生活所：最大的侨民集中营
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后，宣布英国、美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巴拿马、古巴、南非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侨民为“敌国侨民”，关闭了英国、美国、荷兰等驻沪领事馆，封存了其无线电设备，将领事馆人员收容集中管理。同时，对“敌国”的银行、企业以“军管理”的名义进行侵占。 1942年1月20日，日军宣布对上海英美等国侨民进行人口登记。9月20日，日本占领当局规定，从10月1日起，敌国侨民凡满13岁者均须佩戴红色臂章，臂章宽10厘米，上以一个英文字母代表国籍，美国为A，英国为B，荷兰为N，其余小国为X，日本留用的工部局英美人员也不例外。凡佩戴这类臂章者，不得进入戏院、电影院、舞厅、夜总会、回力球场、跑马厅等公共娱乐场所。10月，日本军事当局决定采取分别对待的措施，对“拘押者”和“集团生活者”进行区别。1943年1月24日，日本驻沪领事馆制订《在沪敌国人集团生活所实施要纲》，决定将英美等国在沪侨民收容进集中营。
上海盟国侨民集中营的日文名称是“上海敌国人集团生活所”，英文名称为“Shanghai Civil Assembly Center”，始设于1943年1月，大概为最大的在华盟国侨民集中营。 1月29日，集中营正式启用。4月底，第一阶段收容英美等国侨民5258人。9月，约900人撤离上海。此后，日本占领当局对上海集中营人员进行调整。10月中旬，上海集中营收容人员为5706人，11月底为6155人，1944年9月底增加到6200人。这些人被关押的盟国侨民，年龄最小者仅6个月，最大者88岁。
上海盟国侨民集中营以浦东、龙华两集中营规模最大，人数最多。 集中营一般用铁丝网与外部隔绝，门口设有岗亭，实行军事管制。侨民进来时，严格限制携带物品数量。进来后，必须宣誓服从管辖，不从事任何违反集中营制度的事情；侨民在集中营，每20人或10人编为一小队（有的称班），每小队设一小队长；各小队分属若干大队，大队设大队长；小队长、大队长均由被收容的侨民中产生。每个集中营设“集团生活所”所长一名，事务主任一名，嘱托、巡查若干，均由日本人担任；每天在所内隔一小时进行一次巡视。
据当时10岁的Betty Barr回忆，她家允许每人带四件行李，每件行李都标有营号，其全家的编号为22/225（爸爸），22/226（妈妈），22/227（Dick），22/228（我）。 4月10日早晨七点半出发，乘坐人力三轮车驶向哥伦比亚俱乐部集合点，每人按编号登上大巴车，大多数车上都有一个日本警卫。车队十点半出发，几经颠簸，到达了目的地龙华C.A.C（公民集合中心）。该集中营距离龙华塔不远，原为上海一所著名的寄宿制学校——上海中学的校园，由铁丝网围着。侨民们十人一组，进入集中营，成人（父母）则要签名宣誓。 随后，领取配给卡和房间号码。Betty一家四口很幸运地被分配到G 楼（一栋两层红楼）二楼角落的一间朝西朝北的房间，只有12英尺乘14英尺大小（约15平方米），而其他许多户人家则不得不共用一间房间，大多数单身汉只能挤在50多人一间的长形宿舍里。
点名是日军掌握侨民动态的重要手段，每天至少要点名两次，甚至午夜时分还要临时点一次名。对于不遵守点名制度的人，日军会凶暴地予以惩罚。守卫还会突击检查侨民的住所，搜寻一切可以用来割断铁丝网的工具。为了防止逃跑，日军除了加强警戒、巡逻等措施，还对被关押者实行连坐制度，一人逃跑，全队受罚。侨民任何逃跑、反抗的举动，都将受到严厉镇压。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难友穿过或翻越铁丝网“远航”了，而那些未能逃跑的侨民便要为此接受惩罚。如果逃跑者不幸被日本兵抓到，所受惩罚是相当严厉的。据Betty Barr回忆，一天下午，一个住在D楼的同学从窗户里突然看到一个人正穿越足球场试图逃跑，很多警卫在后面追赶他。最终，日本警卫追上了逃跑的人，把他拉到球门柱边，用竹棍殴打他，惨叫声顿时响起……
关押在集中营的侨民，必须从事各种日常工作，如洗菜、烧饭、打扫厕所、清洗浴缸等，还要种菜、饲养家禽、手工、清洗排水管、铺路等。1945年，龙华集中营有农田9英亩。1944年，蔬菜供应困难，龙华集中营要求提高蔬菜自给率，多种不用烧煮的生食蔬菜类。一个不受欢迎的工作是：把废墟中的砖块弄碎了铺成集中营里的小路。Betty经常能看到一些年纪大的人坐在小凳上敲砖头。他们都是旧上海的大班，从公共租界来的大商人和前英国官员。珍珠港事件之前，没人能想象这些整天由中国下属和仆人服侍的重量级人物会干如此艰苦的体力活。
在龙华集中营，除了基本的饮食外，允许侨民可以每月一次接受通过国际红十字会渠道转寄来的上海朋友的包裹。Betty的丹麦朋友有时会寄来蛋糕和甜点、葡萄牙友人有时会寄来花生油、果酱、面粉之类，另一些善良的朋友，在自己都缺少食品的情况下还寄来包裹。食品按人定量供应。食堂定有食谱，品种尽管比较单调，但是如果供应正常，勉强还能维持基本营养。当然，这些供应是正常状态下的。当战事吃紧、物质匮乏时，情况就很严峻了。1945年春天，随着战争的推进，龙华集中营的物质供应陷入困境，煤、食品、水全部短缺。1945年5月31日，Betty的妈妈发现食品配额已经降到了最低点： （1）早餐：一周四天一长柄勺绿茶，一周三天一盎司粥；（2） 午餐：一长柄勺水煮洋白菜，一盎司马铃薯和2盎司甜菜根；（3）晚餐：取消。 总卡路里=300 。这些饭菜由炊事班的人送到每栋房子里。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离开了上海那些朋友每月寄来的包裹，Betty他们很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这些曾经享受特权的外国人，从集中营里出来之后，对集中营生活的回忆，最突出的印象就是“饥饿”。很多人因此饿坏了身体，健康永久不能恢复了。
集中营物质供应方面，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缺水。由于人口多，水源少，集中营不得不从外面运水进来。Betty回忆龙华集中营洗澡时的情况为： 她们去离G楼很远的一个淋浴房洗澡，十人一组，进入公共换洗间。当确定每个人都准备好后，最害羞的几个还用毛巾裹着身子，管理浴室的妇女一声令下，人们就冲向一个个淋浴间。
“都准备好了么？”那个妇女大喊。“好，开水龙头！”
一分钟的间断。
“关掉！现在抹肥皂！”
大约过了半分钟。
“好了没？现在打开用水！”
又过了大约一分半钟。
“结束，关掉水龙头！”
饮用水是卡车从市区运来，配额是一人每天五品脱（约2.5升）。在规定时间，集中营的侨民们总会提着热水瓶，排起长队来接水。Betty的妈妈已经在洗涤锅碗瓢盆上成为了一个专家，她能用两小杯水清洗全家的餐具。
1944年至1945年冬天，集中营的生活最为难捱，缺食、少水，天气又极端寒冷。第一次真正的寒流，在没什么预兆的情况下于 12 月 1 日突然来临了。 侨民们开始尽力填塞屋子的所有裂缝，在冻疮上涂药膏，并且重新安排他们的个人习惯。在衣着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侨民们越来越像中国的农民，如不再经常洗涮、习惯和衣而卧等。寒冷，烦躁，郁闷，使得关押在集中营的侨民更容易发生争吵。每天围绕灯光、空间、窗帘、开窗、时间、借东西、偷工减料等所有你可以想象的问题，侨民们都会发生争吵，人们的脾气变得更加容易急躁和满怀愤怒。
身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集中营内，身心饱受折磨的英美侨民不满情绪日益强烈。有的表示，集中营条件恶劣、饮食不合口味，“我们要通过瑞士领事馆提出抗议”。1943年7月，英美政府对于集团生活所开设之际的一些问题，通过中立国瑞士领事，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 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将盟国侨民作为人质的交涉。1945年，美日之间战争激烈时，日军曾经将沪西第三集中营（今上海动物园）关押的侨民转移到杨树浦，那里是日本在沪军事设施和工业设施相对集中的地方。沪西第三集中营以收容老人、体弱多病者、幼儿等为主，日军此行，目的是将这些侨民当人质，阻止美军对目标的轰炸。对此，美国从有关国际公约出发，对日本提出严重警告。警告说：日本政府曾经自发地宣誓：对于关押的非战斗人员的待遇，适用战俘公约中的人道主义规约。日本政府的行为是对日本政府誓约的严重放弃，是对这些手无寸铁的市民的严重怠慢。将这些非战斗关押人员迁入含有军事设施物的地区，其目的不能单纯解释为是为了使这些区域免受攻击，而是企图使其权力下的一切，包括日本人居住的地点或地区暴露在战斗地区的炮火下时免遭炮击，这是战俘公约第九条明令禁止的，此举是对战俘公约的严重侵犯。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投降以后，原先关押盟国侨民的集中营，成为了关押日本俘虏的地方。那些曾经生活在上海集中营的盟国侨民，也永远将这段记忆铭记在了他们心中。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曾组织“上海盟国侨民集中营研究”课题组，调查并形成了《上海盟国侨民集中营研究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