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潍县集中营，始设于1941年底，大概是侵华日军在华设立时间最早的一座集中营，关押着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徐州、济南、青岛、烟台、滕州等地）西方侨民2000余人，系由教会乐道院所改造。
潍县乐道院是1883年3月，美国基督教牧师狄乐播（Rev. Robert M. Mateer, M.D., 1853-1921）在当地初创，占地200亩，其钟楼成为了潍县城的标志性建筑物，建有教堂、学校和医院，总称“乐道院”。院内有欧洲城堡式的建筑群，高高的围墙里面套着许多异国风情的院落，有富丽的大教堂、庄严的教学楼、科学实验楼和两座高耸的天文观象台，还有医疗大楼和各种别墅式建筑，兵营式排列的学生宿舍及餐厅。当地老百姓称之为“洋楼”。1938年1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潍县城，欲将潍县建成“支那的名古屋”。乐道院内的广文中学和小学被迫停课，教职员工被驱逐。
1941年底，驻潍县地区的日本宪兵队长汤本宣典，指挥一中队伪军将乐道院包围并“征用”。潍县乐道院能够在华北地区众多城市之中“脱颖而出”，原因为：（1）潍县远离大都市和港口，相对安全；（2）潍县的经济和治安状况完全在其掌控之中；（3）潍县铁路、公路、机场畅通，押送侨民比较方便；（4）潍县有一个适于欧美侨民居住的密封环境。日本宪兵和伪军进驻乐道院后，把医护人员等驱离，拆除各部门的小套院墙，利用拆墙的砖石和砍伐的木料修筑起许多碉堡，只留西南角原美籍人士的小院供日本看守居住。又在大院墙外的东北角和西北角各建一座高大碉堡，配备探照灯和机枪小炮等武器，四周高围墙顶上都架设电网，墙外还架设了铁丝网和电网，避免外人靠近围墙。院墙内侧修成环墙马路，路里面也架设了铁丝网，以防止外国侨民逃走，同时便于看守巡查。日军把所有房间和街道全部编号，在原学生宿舍的砖地上铺上木板，让外国侨民睡在上面。集中营建成后,日本宪兵撤走，改由高等警署日本警官担任看守。
华北地区被“就地关押”在各个城市的盟国侨民，有的被游街示众，有的被日军杀害，有些则被陆续押送至潍县乐道院集中营，最多时侨民曾经达2000多人，再加上看守集中营的日本军警，拥挤不堪，人满为患。1942年3月初，比利时神父汉奎特成为第一批进入潍县集中营的侨民。他与同事在山西太原被关押，3月底到达潍县。当28岁的汉奎特初到集中营时，感到很吃惊，“因为那不是一个监狱，而是一个长老会的传教区，但日本人在六个角都设立了岗楼，架着机枪”。
1942年末，20岁的德斯蒙德•鲍尔与上海龙华集中营的一批侨民转到潍县集中营。他回忆道：“我缓缓地走到四周的铁丝网旁，一个直接展示大国风范的景物吸引住了我：一道宏伟的城墙，高耸的城门，在凌晨红色的晨曦中显得既令人敬畏又异常宁静。这一定是潍县城了。”鲍尔是英国人，出生于天津，随父母在中国长大。下了火车，他们被赶上卡车，送往新的地点。几个脾气大的意大利人大声抗议，说卡车太脏了。伪军开始用脚踢，打耳光，用枪托捅他们的后腰。鲍尔和难友们互相帮扶着爬上车。鲍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卡车在颠簸的路上行驶。不一会儿，透过光秃秃的树枝，开始能够看到一片房子，有些是西洋风格的，有些是中国风格的。我们最后停在了一个很讲究的大门前。高高的门楼上写着的中国字足有一英尺高：乐道院。我想，如果这是个快乐的地方，那么四面围墙上为什么还要安着带刺的铁丝网呢？为什么还要有了望塔？为什么气急败坏的日本兵还要吆喝着把我们从车上赶下来呢？”
几天前，在上海龙华集中营接到“转移”命令的鲍尔他们，并不清楚新的囚禁之地是何情况。当鲍尔与同来的侨民站成一队，走过门楼，进入集中营时，“我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儿，一群囚犯的头一排站着的正是我太太。我看着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披着一件破旧的工作服，深褐色的头发中已经有了一缕灰白，梳成了一个发髻。她的颧骨外凸。”在这里，鲍尔意外地见到了母亲、太太和同母异父的妹妹，她们“住在一间十英尺见方的矮房子里，里面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烧木柴的烟味儿”。
同时到达的英国人乔伊后来回忆说，“日本人把这里糟蹋得一团糟，他们拿走了医院里几乎所有的东西，拿不走的就毁于一旦，几乎所有的窗户都破烂不堪，厕所设备都无法使用，就连许多建筑物也摇摇欲坠，所以当我们到的时候，这里几乎无法让人居住。”澳大利亚人李大卫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墙壁剥落，地板空荡，没有自来水，原始式茅厕、敞敞露的粪坑，简陋的烘炉，两间有淋浴的房屋，三间巨型的公共厨房，一间残破的教堂，一间空无一物的医院，几间茅棚店子，一排排监狱式房间，还有三幢高高的单身宿舍。”
在集中营里，只有极少数家庭比较幸运地分配到一个房间，其他多数家庭是混合居住。小平房内，每间住8个人。大房间里，几十个人挤在一起。在年幼的戴爱美记忆中，“每铺床相隔的空隙只有18英寸。打鼾、打嗝，小便时冲击便盆的声音，成了夜间的‘音乐’。对一切成年人来说，隐私权利被剥夺最难忍受。”
日军将侨民们分成6个队，大人和孩子混合编队，每队二百多人，每人戴一个小牌子，写着自己的姓名和号码，国别仅用英文字母表示。
集中营里的侨民们，早晨听到钟声必须按时起床，早饭后到操场集合点名，用日语报数。除80岁以上老人外，所有侨民必须参加劳动，有专长的充当医生、护士、厨师、修理工等，其余的轮流帮厨或种菜、运煤、拾柴、刨地、清除粪便垃圾等。1943年8月，日本看守将440名外地天主教僧侣和修女转移到北京一处天主教堂关押。9月，又将330名盟国侨民押走用于“交换战俘”。随后，又将烟台芝罘学校370名外籍师生押送至此。从1942年3月到1945年8月，潍县集中营先后关押英、美、法、新西兰、加拿大、古巴、希腊、澳大利亚、荷兰、比利时等近20个国家的侨民2008人。
这些被关押的侨民，以美、英两国居多，主要是原驻北平、天津、青岛、烟台等地的同盟国侨民，其中有牧师、教师、医生、商人、学生等，仅儿童就有327名。其中，有许多侨民为知名人士，如曾任蒋介石顾问的雷振远，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华北神学院院长赫士，曾获奥运会400米冠军的世界著名运动员埃里克.利迪尔，燕京大学文学系主任谢迪克博士等33位知名教授，以及时任辅仁大学附中教师、后为美国第二任驻华大使恒安石等。这些侨民，之前散居在中国各地，多年来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到了集中营后，他们的生活完全变了，从天堂一步迈入了地狱。不要说原来的体面生活荡然无存，就是吃饭也成为最困难的事情。集中营里的粮食供应实行定量配给制，其中多为高粱、玉米等杂粮。 “我们的食物很少，经常挨饿，早饭我们经常煮高粱米吃。”对于吃惯了面包的西方人来说，“这些东西很难下咽”。在小侨民乔伊丝看来，高粱米在中国是给牲畜吃的。但是，为了生存，乔伊丝母亲对年幼的她劝道：“不断咀嚼，直到你可以咽下去。否则，你会感到饿的。”集中营的粮食，仅有少量做面包的面粉。 小侨民戴爱美说，“初期，早餐的主食一律是高粱和绿豆煮饭，午饭是一些炖和煮的食物，炖煮千篇一律，晚饭将午间的剩饭加在一起再炖煮。”
1943年下半年，随着日军不断扩大侵略战争，资源消耗殆尽，集中营面粉配量减少到不足五分之一，高粱和玉米也多已发霉。年幼的乔伊丝十分不理解，“提供的面粉，是用来做面包的。我吃着，感到这些面粉非常不新鲜，虽说面包是新出炉的。”
在集中营里，开始还能供应少量的肉食。但由于卫生条件不好，“送来的肉，暖季总是长满了蛆的，因到处苍蝇太多。看着那颜色发黑、边缘泛白的肝，管肉的人下不了手，不敢做主，只好找医生去咨询，医生也没办法。不管一切，入厨就是了。”乔伊丝记得，有一匹马在集中营后的日本军官宿舍附近摔死了，直到这匹马腐烂之后，日本看守才允许去吃它。负责厨房工作的侨民马上剥皮，将腐烂的部分尽可能去掉，然后将剩下的部分煮熟。“在集中营里，我们很少吃到肉”。
集中营内粮食短缺，肉食极少而低劣，蔬菜同样难以保证。午、晚两餐，侨民们得到的常常是两勺漂着几片菜叶的汤。 有一次，运来的土豆堆放在阅兵场的一个角落里。但是，日本看守并不允许侨民搬运这些土豆，乔伊丝迷惑不解。大堆土豆就这样露天存放，直到有些土豆开始腐烂，侨民才被告知可以去吃。 他们抱怨土豆已坏、吃了会生病甚至中毒，日本看守威吓道：“在吃完这些土豆之前，你们不会得到任何食物。”
潍县当地的主要蔬菜之一是茄子。侨民柯荣耀回忆说，“记得一次卸了满满一卡车茄子，一直堆到仓库的天花板。这些是我们一个月的食品。每天吃的都是茄子，以后再也不愿意看到茄子了。”不仅柯荣耀，很多侨民回国后，只要看到茄子，就会条件反射般的想要呕吐。
由于营养不良，人们体重下降，憔悴消瘦，体力枯竭，多生疾病。80多岁的戴存仁牧师体重减到不足80斤。最可怜的是那些孩子们，一个个齿暗无光，面黄肌瘦。已经发育的少女，连月经也停了。为了弥补食物中钙的不足，一些教师只得将原先扔弃的蛋壳从垃圾堆旁边重新捡拾回来，将蛋壳洗净、烤焦、捣碎、研磨成粉，用汤匙逐一送到孩子们口中。孩子们在老师的鼓励下，强忍住恶心和呕吐将这些粉末吞咽下去。除了食不果腹，侨民们大都衣衫褴褛，很多孩子因为无鞋可穿，天暖和的时候常常光着脚。
与食物和生活用品短缺相比，精神的折磨与虐待更为痛苦。这些侨民 “以职业而论，他们中间有传教士、商人、教育家、学者、自由职业者，大多习惯于在东方的环境中过着奢华的西方生活，现在却挤在一起。”斯文的教授当了厨房的屠夫，高贵的太太要去打扫垃圾，常为座上宾的贵客要排队领饭，吩咐仆人去做的事情需亲力而为，昔日的荣光和享受一扫而光。姓名变成了数码代号，每天必须定时站队点名两次，不时听从看守的恶声呵斥，做人的尊严被无情剥夺。不准与外界接触，没有报纸可读，收音机不准带进，外面的消息完全断绝。“我们尽力设法在这个孤绝的社会中使一切事都安排得很妥当，但是最初和外面世界完全隔断，我们无法获知战争的情形，也不晓得我们胜负如何。日本人允许我们写信，经他们检查后付邮，但对信的内容有许多限制，而且必须由他们代发。”讲述集中营内情况不允许，询问了解外面情况不允许，允许写的只有问候、报平安的几句话，侨民对此极为不满。更为恶劣的是，基格神父他们发现，日本看守竟把这种并无多少内容的书信扣留一年后才寄出。对于收到的信件，日本看守同样进行严格检查……
日军的严酷看管，生活条件的恶劣，秩序的混乱和无序，促使大家组织起来。侨民们通过民主选举，推选出由9人组成的“自治管理委员会”。对乐道院以及潍县和山东情况十分熟悉的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被推举为自治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另一名负责人是曾任蒋介石顾问的基格神父，中文名为“雷振远”。他们把侨民们分成4个组，每个小组选出9名代表，由36人组成教育、综合、工程、营房、医疗、食品供应、财务、雇工、纪律9个委员会，分别负责管理集中营侨民的各项事务，并负责与日本当局进行协调、谈判和抗争。自治管理委员会利用日军惧怕美国对在美日侨进行反报复心理，带领和组织侨民与日本看守斗智斗勇，最大限度地争取权利和自由。他们秘密与潍县乡民进行交易，换取食品，秘密与外界联系，争取有关方面的援助。并成功的帮助了恒安石、狄兰越狱逃跑。在他们的努力下，侨民可以公开自行组织开展各种学习、工作和文体活动。侨民们组建救世军乐队、话剧社和歌咏队，频频演出，自行组织舞会，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驱走寂寞和孤独。1945年2月，带给集中营许多快乐和光明的利迪尔患脑瘤病逝。尽管天气极寒冷，几乎所有人都参加了他的葬礼。
还有一些胆大的侨民偷偷将自己的首饰等包好，夹上一张标明此物想换多少食品的字条，趁看守不注意扔出墙外。善良的潍县乡民捡到后，总会从墙外扔回超出他们要求的食物。这种地下交易，侨民们称之为“地下黑市”。为防止交易过于频繁被看守发现，德高望重、做事心细的斯坎兰神父自愿作地下交易的联络人。有5名传教士所住的房间恰好靠近围墙，成为做黑市生意的最好地点。 负责在集中营外面联络的是一位康太太，有的侨民回忆说是江太太。康太太和她的孩子从外面把鸡蛋或小包递进，斯坎兰等在里面接应。食物递进的时候，通常是在夜间进行。有一段时间，集中营内甚至买到了一批鸡蛋。负责接收的侨民把鸡蛋放在衣袋里，小心翼翼地转送到各处。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进行交易，当然非常危险，很可能会搭上生命。一次，斯坎兰神父在墙边通向墙外的小水管道中接收外面乡民送来的鸡蛋时，被日本看守发现，他立即遭到殴打并被拉到日兵署，判罚15天单独监禁。一位名叫韩祥的潍县少年则没有那么幸运，他冒着生命危险，在电网上架木板，悄悄给集中营内的侨民运送物品，不幸被日军发现，当即死在电网上。日本看守为了杀一儆百，竟让这少年的尸体横在电网上挂了两天。尽管日本看守多次突击搜查，妄图加以取缔，但是始终未能根绝这个充满温情的“地下黑市”。送信的运粪工张兴泰在侨民眼中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是当时侨民和外界唯一的联络人，据说张兴泰曾将密信塞在鼻孔里，或者粘在粪桶底下传出。
德位思曾经通过张兴泰给黄乐德捎信，请他想方设法接济被关押的侨民。黄乐德是寿光县黄家庄村人，自幼在教会学校读书。在广文大学学习期间，德位思任校长。乐道院被占前，黄乐德任广文中学校长。接到德位思的求助信后，黄乐德当即让张兴泰带进集中营2000元伪币救急。随后，黄乐德带上干粮到处募捐，辗转托人向昌乐、寿光一带的国民党军政长官张天佐、张景月进行游说，张天佐、张景月的捐款加上教友和乡民的捐赠，共筹到善款30多万伪币，当时折合美金10万余元，分3次将捐款送交瑞士使馆，有计划地供应集中营内美、英侨民所需营养食品与药物。此事暴露后，日本看守大为恼火，立即追查消息泄露原因，却一无所获。
侨民在集中营期间，精神上备受折磨，一些人已经达到了极限，有的已经崩溃了。鲍尔回忆说，“有一个疯子，喜欢拿斧子把猫头剁下来。”难友加思•杰根斯，长着长长的手臂，像个人猿似的，只要一发灯油他就喝掉。每到月圆之夜，他就会爬到最高的树上，发出恐怖的狼嚎声，在夜空中回荡。还有一个堕落的吉普赛女人，“在她的破屋子里，竟公然组织令人厌恶的集体性交纵欲表演。”当时不满十岁的戴爱美后来回忆道：“还有肮脏的一面是孩子们不晓得的：妓女、酒徒、吸毒者，游手好闲的不良青年。小偷扒手专偷厨房的饭食，将别人搓好正在曝晒的煤球偷走。”
1945年8月17日，一架飞机由远而近，在乐道院上空盘旋着。随后，7名伞兵降落在集中营北约500米处的田野里，宣布接管潍县乐道院集中营。 8月30日，美军驻华总部委派万伯格中校率队乘机来到集中营，代表美国在华驻军正式接管。此后，重获自由的侨民分期分批离开了乐道院集中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