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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万人修筑滇缅公路:军民血肉之躯筑起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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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万人修筑滇缅公路:军民血肉之躯筑起生命线

1938年,滇缅公路修筑场景

抗战★时局

封锁海岸

抗战爆发后,日军封锁中国的海岸交通路线。国民政府同英、缅政府会商决定,于1938年修建从昆明到缅甸的滇缅公路,以转运援华的战略物资。

1942年4月,日军占领缅甸,切断滇缅公路。盟国中缅印战区美军中将司令史迪威决定重修一条公路——中印公路,替代被切断的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中印公路的存在,成了当时中国的重要运输通道,为及时转运战略物资、取得抗战最终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抗战期间,支撑中国抗日战场的战略物资以及大后方经济供应的运输大通道,给中华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这些由滇缅公路、滇黔公路、“驼峰航线”以及中印公路组成的大通道,贯穿中国西南门户,越过连绵高山、湍急河流,蜿蜒上千公里,对中华民族的生存而言,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

战争烽火中,有数万名中国军民为修建和保卫这些抗战通道,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A.20多万劳工 修建滇缅公路

“七七事变”发生后, 1937年底,沿海城市相继失陷,我国的海岸线被日军封锁,国际上援助的物资与军火均不能运进内陆。此时,中国急需一条新的运输通道,来转运那些援华的战略物资。于是,国民政府同英、缅政府会商后,决定修建从西南门户昆明到缅甸腊戍的公路。这条路全长1147.4公里,被称为滇缅公路。

住在云南省龙陵县勐腊乡大垭口社区的杨美翠老人,今年96岁。在她住的高山背后,是从怒江峡谷盘旋而上的滇缅公路。杨美翠还记得,滇缅公路是1938年8月开始修建,历经9个月修建而成。当时20多万名中国劳工在缺乏现代机械的情况下,在原始密林、高山峡谷间,用手一寸一寸将路抠出来。

当时才10多岁的杨美翠和丈夫杨学志,都参加了修路。“人们拉着几吨重的石碾子,反复碾压新铺的路面,让它平整。”杨美翠说,经常有绳索断裂后,石碾子从破上滚下来,压死、压伤修路工人。还有的修路民工,不慎从悬崖上坠落身亡。

腾冲抗日纪念馆展板上的数据说,修建滇缅公路时,大约有3000多人丧生。这还不包括前期的勘探、设计队伍,以及死亡的军方工程技术人员。公路修通两年多后,6000多名中国司机和3000多名南洋华侨,日夜不停地开着车,经过这条公路,将各种急需的物资运入中国。其中,仅运送的汽车就多达13000多辆。但当时的道路状况差,常有车子陷在泥坑里,还有的车爬不上坡,都需要人去推。

“他和村里的另外11个小伙子,被征调去修路、推车。”杨美翠说,车子翻了,丈夫随车子滚下悬崖身亡。那是1941年,他们的儿子,出生才只有7天。

B.“24道拐” 抗战生命线“咽喉”

20万人修筑滇缅公路:军民血肉之躯筑起生命线

上为今日的“24道拐”,下为美军记者1944年拍下的“24道拐”

20万人修筑滇缅公路:军民血肉之躯筑起生命线

一条蛇状公路从谷底盘旋而上,与320国道交汇后进入黔西南州晴隆县城。这段蜿蜒的公路,就是著名的“24道拐”。“24道拐”从山脚至山顶直线距离约350米,垂直高度约260米;在斜坡上以“S”形顺山盘旋至关口,全程约4公里。“24道拐”始建于1935年,于1936年竣工,是滇黔公路的重要部分。

“再过去,就是关岭、贵阳了。”今年78岁的秦连发说,公路的另一头连着云南、缅甸和印度。秦连发的家,就住在弯道顶部的公路边。据他回忆,幼时在晴隆山、沙子哨一带的弯道上,常见大人们去公路上帮忙推汽车。

秦连发还记得,当时路上的车多是烧木炭的车,动力很差。木炭车爬坡时,开出几百米左右就要停下来,由一个人在轮下塞好三角木后,再拿出木炭添进炉子,把锅炉里的水烧出蒸汽,车子才重新起步。

国民政府在1937年11月迁都重庆,国际援华物资经滇缅公路到昆明后,必须经滇黔公路才能运送到重庆和其他地方。抗战开始后,贵州成为抗战大后方,经济、战略地位日益突出,滇黔公路承担着运送海外援华物资和数万名中国远征军赴滇缅作战的运输任务。“24道拐”成为当时最繁忙的公路之一,被誉为抗战生命线的“咽喉”。在抗战中后期,平均每天有3000多辆运送抗战物资的汽车经过晴隆,保障了重要物资源源不断送到前线。

1942年,美国的公路工程部队工兵营进驻晴隆,用美国制造的水泥砌挡墙,对“24道拐”进行改造,保证运输畅通。“那年年初开始,公路上烧汽油的车子越来越多,这些车盖着篷布,有的后面还拖着大炮。”秦连发说,汽油车是美国人的,美国大兵还在他家门口的田坝里搭棚子,用柴油机发电照明。后来才知道,车子当时是从云南运输援华物资过来,听说也把贵阳、遵义生产的机枪、步枪和子弹,还有飞机零件,运到云南前线去。

当时贵州作为抗战的大后方,聚集着很多军工厂。位于桐梓县城郊的第41兵工厂,就是其中一座。对外称“桐叶公司”的41兵工厂,主要生产捷克式轻机枪和中正式步枪。另外,现遵义市城郊遗留的一批山洞,当时是第42兵工厂所在,主要生产防毒面具。

1944年,一名美军记者拍摄下一张照片:在直道和弯道上,美国十轮大卡车,沿着一条拥有24道弯的公路,从幽深的谷底向着险峻的山顶依序行驶。这张照片刊载在美国媒体上后,一时轰动世界,成为中美盟军团结抗战壮举的象征。

C.中印公路 一英里两个墓碑

20万人修筑滇缅公路:军民血肉之躯筑起生命线

车队经中印公路向中国运输援华物资

1942年4月,侵华日军占领缅甸腊戍,彻底切断滇缅公路。“很多战略物资只能通过空运,而且只能飞越喜马拉雅山脉。”桐梓县原政协副主席黄光荣说,这条充满危险的航路被称为“驼峰航线”。

腾冲县滇西抗战纪念馆内陈列的资料显示,1942年至1945年,有500多架飞机飞越“驼峰航线”时失事或失踪,损失人员1600多人。战事趋紧,有限的空中运输,无法满足大规模战役需要。盟国中缅印战区美军中将司令史迪威将军,决定重修一条公路——中印公路,以替代被切断的滇缅公路。

这条新修公路从印度利多出发,经密支那后分为南北线:南线经八莫、腊戍,从畹町进入中国,与滇缅公路相连;北线越过伊洛瓦底江,经腾冲、龙陵与滇缅公路相接。

从1942年11月印度利多开工起计算,至1945年1月通车,全长1730公里的中印公路(不含昆明至重庆段),用时两年零三个月。中印公路穿过陡峭峡谷、经过原始丛林,还要忍受日军飞机的反复轰炸,修筑难度极大。中国和美国都派出成建制的工兵团,还有10多万名民工。

“更多时候,修路的工程队是跟着中国远征军的进攻步伐推进。”云南二战史研究专家戈叔亚说,他曾沿中印公路走过好几遍,所去过的地方,都能找到筑路工人的合葬墓地。

中印公路沿线,还有更多的简易墓葬,不仅埋葬有中国工兵,还有很多美国工程兵。戈叔亚考证的美军记录显示,仅修筑印度、缅甸境内的507英里(约815公里)公路,美军投入的工程兵是1.5万人,死亡1133人,“正好是一英里两座墓碑”。

同时,在贵州境内的“24道拐”,“驼峰航线”运入中国的物资,经过这里运往大后方,大后方生产的军需品,也经这里运往滇缅前线。日军为切断中国的运输通道,曾多次派出飞机对“24道拐”等地进行轰炸。

“但日本人没能得逞。”秦连发说,高山峡谷为“24道拐”提供了天然庇护,日军飞机无法接近轰炸。因此,“24道拐”在抗战期间,是一条炸不断的交通线。

1945年,通过中印公路,第一批从印度出发的国际援华物资送到重庆,蒋介石便宣布将中印公路改名为“史迪威公路”。“24道拐”也由此伴随“史迪威公路”载入史册,成为中国进行艰苦抗战和不屈意志的标志之一。

D.抗战生命线 今获新生

在今天的“24道拐”左侧的山峰上,工人们正在悬崖上修建旅游步道、观光台。公路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仍保留着砂石路面,美国工程部队修建的挡墙依然坚固。只是这段连续24道180度急弯的公路,已少有车辆行驶。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另修了一条路,绕开了‘24道拐’。”秦连发说,这段公路实在太陡、太危险,曾经有大卡车冲下山崖。

抗战胜利后,中国沿海城市通道陆续打开,曾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的滇缅、中印公路,在发展中有了新的功能。有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经过改造加宽,变成铺了柏油的国道、省道、县道;有的还成为了城市街道的一部分。

在怒江惠通桥桥头,滇缅公路一个叫做老虎嘴的路段,修路工人留在崖壁上的钢钎印痕仍清晰可见。云南媒体报道,杭瑞高速从保山继续向高黎贡山、怒江、澜沧江推进,即将实现全程通车。云南省正在着手重新打通中印公路,高速公路沿当年中英公路走向,已修到中缅边境的猴桥,正在成为中国西南新的进出通道。

桐梓县城与新站镇之间的“72弯”,曾是中印公路的一个险段。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这里当时也成为重庆联系贵州、云南、湖南等地的重要路段。

1938年,为进一步保障战时生命线的通畅,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邓止戈来到桐梓县,组织群众抢修和改造受损的“72弯”公路。

这段道路,现在是210国道的一段。因下方修建了川黔铁路、兰海高速,行驶这里的车辆,大多是自驾游车辆。每到夏天,山上都是避暑的游客。“按照规划,2017年,从‘72弯’下穿过的渝黔高铁要通车。”桐梓县原政协副主席黄光荣说,渝黔高铁抵达贵阳后,会与在建的沪昆高铁滇黔段相接,成为通往中国西南边陲的又一重要通道。

■本报记者 黄黔华

抗战★寻迹

“24道拐” 真相沉浮

如今,蜿蜒在晴隆的“24道拐”,已是著名的景点。很多参观的游人,都知道它的另一名字:史迪威公路。不过,住在附近几个村的村民表示,改称“24道拐”为“史迪威公路”,也是最近10多年的事情。“原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一位村民说,是一个名叫戈叔亚的云南专家历经多年调查,还原了曾被遗忘的“24道拐”真容。

1944年,“24道拐”的经典照片面世后,受当时信息传播条件的局限性等因素影响,很多人对中国西南国际运输大通道的关注,都局限于从昆明到缅甸这一段的滇缅公路,并认为“24道拐”在云南境内。

199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云南电视台计划拍摄一部滇缅公路记录片。云南二战史研究专家戈叔亚,被邀请作为摄制组的顾问。他向摄制组提出:寻找这张历史照片的拍摄地点。

提议被采纳后,摄制组请教了许多专家、学者,还拜访一些老司机、老飞行人员等。他们提出“24道拐”在几个地点的可能性:楚雄至下关之间的天子庙坡、怒江惠通桥等。接下来,一干人在滇缅公路跑了几个来回,把云南省内类似地形走了个遍,始终没发现相似的地方,摄制组最终放弃了戈叔亚的这个提议。

不过,戈叔亚却非常执着,坚持要找到照片的拍摄地。后来,戈叔亚认识的电视制作人朱弘告诉他一个信息:有位日本人编的书中使用‘24道拐’图片时,图片说明是“前往困惑于物质不足的重庆途中,正通过中国安南附近恶名昭著的‘21弯’险路的美陆军输送部队的卡车,它位于新设的利多——滇缅公路的前端”。

“朱弘认为,‘利多——滇缅公路前端’,可理解为这段路不在利多至缅甸的公路上,极有可能在贵州境内。”戈叔亚写道,这个提示让他很激动。

2002年初,戈叔亚从昆明出发来贵州继续寻找。在安顺市公路局,工作人员告诉了多个“可能”的地点:晴隆、盘县、普安。戈叔亚后来去车站向司机打听,一位出租车司机看了老照片后,把地点说得很准确:“从晴隆往昆明方向出去一公里,到了那问‘24道拐’,谁都知道……”

2002年3月1日中午,戈叔亚到达晴隆,下车后在街上问一位三轮车司机:“24道拐在哪?”果然人人都知道。第二天早上,戈叔亚在一位三轮车司机带领下翻山越岭几小时,终于爬上公路对面山顶,看见了闻名世界的“24道拐”——它的形状,几乎与七十多年前一模一样!

后来,戈叔亚查询得知,晴隆县1941年前的名字曾叫“安南县”,至此,“24道拐”位于晴隆县的事实,才真正拨开了迷雾。戈叔亚分析,误判多年的原因是,当年蒋介石宣布中印公路改名为“史迪威公路”,使美国人认定从印度利多到重庆的所有公路,都是“史迪威公路”。所以,实际位于贵州境内的“24道拐”,被认为在滇缅公路甚至在云南境内,也便顺理成章了。

本报记者 黄黔华

抗战★点评

贵州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安尊华:

抗战生命线

胜利的见证

1941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等26国逐渐形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国际社会援助中国的战略物资,急需新的交通线运送。

滇缅公路、中印公路、“24道拐”,在抗战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不但是战略通道,更是正义战胜邪恶的历史见证,是国际友人及支持中国抗战的人士进入中国的重要途径,中国远征军也曾通过滇缅公路,先后两次入缅与日寇作战。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击着数百万日本侵略者,减轻了日德意法西斯对英美等同盟国的压力,见证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抗战★老兵

老兵王庆泽:

贵州草鞋兵

徒步进缅甸

20万人修筑滇缅公路:军民血肉之躯筑起生命线

91岁的王庆泽,贵州龙里人,曾是国民革命军航空特务旅守备团第3营第3连(重机枪连)第7班班长。1941年5月,17岁的王庆泽被抓壮丁入伍,在龙里被编入新编28师。

1942年3月,王庆泽随部队开拔到贵州兴仁,并参加入缅作战誓师大会。王老回忆,到云南后,部队徒步走到缅甸花了一个多星期,大家多是穿的草鞋,很多战士双脚都被磨烂。

王庆泽与部队到达缅甸腊戌后驻扎1个月遭日军追截,被迫撤退至滇西惠通桥,不过惠通桥已被炸断无法通行。王庆泽及部分战友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后来被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滇康缅边境特别游击区第一纵队司令员谢晋生收留,并跟随谢的部队在怒江沿岸、中缅边境打游击战。

1945年4月,王随部调往湖南参加芷江会战。途经龙里时,他请假回家探亲,后被家人阻拦未能按时归队,便留在龙里孔雀寨务农至今。徐其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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