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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抗日鼓与呼

光明网-《光明日报》方莉 颜维琦 曹继军 2015-09-03 11: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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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抗日鼓与呼

  ——抗日救亡中的上海新闻界

  “望平街是当时上海的新闻中心,而上海又是当时国统区新闻事业的中心。”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黄瑚是一位“老上海”,他告诉记者,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已是超过35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为中国第一大、世界第六大城市,“抗战一开始,上海立刻成为抗日新闻宣传的中心”。

为抗日鼓与呼

  上海申报馆旧址 光明日报记者 方莉摄

为抗日鼓与呼

  《救亡日报》和《抗战》 光明日报记者 方莉摄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的战火熊熊燃烧,山河呜咽悲鸣,报人们坐不住了!同仇敌忾、抗日救亡成为新闻界的共识。《大公报》《申报》等报纸大大加强了抗战报道,一大批以抗日宣传为主旨的新报刊亦在上海悄然兴办。

  据统计,至淞沪会战结束,上海出版的救亡报刊达53种。这其中,抗日立场最坚定、影响力最大的报纸莫过于《救亡日报》。

  “它名义上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革命报纸。”提起《救亡日报》,黄瑚直叹不易,他向我们讲起这份报纸的艰难办报历程。

  面对严峻的抗战形势,中国共产党经与国民党协商,决定双方共同派出人员联合办一份抗日报纸。1937年8月24日,《救亡日报》创刊,从日本回国不久的郭沫若任社长,共产党员夏衍、国民党员樊仲云同时担任总编辑。

  资金匮乏,同志们都“自带干粮”办报:既没有工资,也没有稿费,来回路费还得自己掏。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正是共产党员团结上海文化界爱国进步人士,把这份报纸坚持了下去。

  一组不为人知的数据,回答了《救亡日报》何以成为“上海文化界人士宣传抗日的喉舌”:专业记者仅有3人,编委会成员30人,皆是当时响当当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巴金、王芸生、茅盾、柯灵、胡愈之、邹韬奋、郑振铎等等。夏衍主持笔政期间,每天1篇社论,累计450余篇。这些文章题材广泛,见解独到,自成一体,颇受读者欢迎。报纸日发行量1000份以上,最高时3500多份,影响及于西南、华南各省与海外。

  “《救亡日报》不仅为上海苦战的将士们提供了精神食粮,还通过战地服务团的形式给前线提供了实际援助。”黄瑚说,《救亡日报》坚持办报与组织救亡运动相结合,干了很多实事,同抗日群众关系密切。

  在上海图书馆查阅当年的《救亡日报》,这是一份4开4版的报纸,既无广告,又无猎奇新闻,内容以战事报道为主,还有特写、评论、战地采访和文艺作品,不见任何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和外国通讯社的消息,报沿处写有“举国一致,抗战到底”等抗日宣传语。

  纸张已然泛黄,些许页面稍有破损,一页页翻开,纸声清脆。这薄薄的新闻纸,刊登着一篇篇掷地有声的文字,传递着报人坚决抗日的决心——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为孤岛,报纸立即被转移到一位同志的家里,在七八平方米的“灶披间”里坚持办报10天,宣传持久抗战,强调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中国。11月22日,《救亡日报》出版了“沪版终刊号”,发表了郭沫若撰写的终刊词《我们失去的只是奴隶的镣铐》和夏衍撰写的社论《告别上海读者》,向上海人民预告,“上海光复之日,即本报与上海同胞再见之时”。

  这就是《救亡日报》,它是那一代报人“文章报国”、为团结抗战“鼓”与“呼”的精神写照。正如《新闻老战士与抗战》一书序言所言:“我们党在抗日前线办的报纸,是烽火岁月中的一面战斗旗帜,是‘黎明前黑暗’里的一盏闪亮的明灯!”经历刻骨铭心的悲壮,光明最终照耀中国,70多年过去,新闻人“文章报国”的精神在坚守在传承。

  (光明日报记者 方莉 颜维琦 曹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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