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知晓，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7年7月抗战爆发前，16年间国共两党经历了合作与分裂的局面：1924年到1927年7月国共两党的合作，造就了北伐大进军的波澜壮阔局面；而1927年到1937年国共两党的分裂与10年血腥厮杀，又为外寇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国民党作为执政和强大的一方，这一历史责任当然由他来负。特别是在日寇制造济南惨案的情况下，国民党竟答应日寇取缔反日运动，蒋介石还命令军队绕道北伐。这种屈膝政策，必然招致对中国怀有强烈野心的日寇的侵略步伐。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竟然在九一八事变前夕抛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日寇先后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进攻长城与华北事变。由于国民党当局奉行的是“不抵抗”政策，因之有了《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没有正式签字的《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对于为什么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与签署上述屈辱协定，蒋介石自己解读为抗战准备不足，中国是一盘散沙，进行抗战还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蒋介石的挚友戴季陶抨击为“误国”；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更是与之相对立；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何香凝女士送给蒋介石一条裙子，并且提上一首诗加以讽刺：“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国民党内尚且如此，作为被“围剿”对象的中国共产党对其误国政策进行了坚决批判，并提出了“反蒋抗日”的口号。随着日寇侵略野心的进一步暴露和民族矛盾上升，中国共产党摒弃前嫌，将“反蒋抗日”逐渐调整为“逼蒋抗日”和“联将抗日”，为两党重新合作抗日提供了前提。华北事变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迫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压力与出于维护政权的考量，国民党在五大上宣称要抗日，但仍未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还准备发动对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的第六次“围剿”。
事实雄辩说明：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没有深受共产党影响的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时的国民党蒋介石很难放弃其内战政策。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当时能否从内战走向抗战还是一个未知数，当然也就无从谈起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合作抗日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