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强调，要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断深化双方的利益交融格局。作为在地区及全球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两个大国，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有着广泛的利益交汇点，也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如何进一步夯实和扩大中美利益的交汇点，把合作的蛋糕做大，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也是这次习近平主席访美的重要目的。
中美两国在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全球传染病传播等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在应对伊朗核及朝核问题上也努力相向而行。但总体而言，中美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的合作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要中美两国创新思路，拓展合作领域。
第一，创新安全治理合作理念。中美两国在全球及地区安全治理思路和理念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一向反对对他国进行武力干涉，特别是反对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武力干涉，强调联合国授权及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分歧；而美国更多倚重武力手段，并在必要时绕开联合国进行单干。在冲突后治理方面，中国强调民生优先，注重发展当地经济和基础设施；而美国则是“民主优先”，强调选举、人权等民主制度建设。由于“反恐”战争的负面效应，近年来美国在使用武力，特别是单方面使用武力方面十分谨慎，更多借助外交手段。此外，中国坚持民生优先的冲突后治理思路，也逐渐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因此，中美两国安全治理理念尽管存在不同，但重叠的部分在增加，两国可以在保留各自理念的同时，积极探索“外交优先”和“民生与民主并行”的安全治理思路，作为中美两国进行安全治理合作的新理念。
第二，加强安全治理务实合作。当前，网络安全、太空安全、海上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及宗教极端主义等各类传统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全球及地区安全治理构成严峻挑战。中美两国在这些领域的安全利益并非一致，对威胁的认知也绝非相同，但是这些安全问题具有跨界性和跨域性特点，它们对中美两国利益构成了挑战。因此，中美加强在这些领域的务实合作，无疑利大于弊。而且，通过这些领域的务实合作，也有助于培育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
第三，探索安全治理制度共建。网络安全、太空安全、反恐和反对宗教极端主义等领域的制度建设还远未成熟，海上安全的制度化合作也有待深化和细化。中美作为网络大国、太空大国和航运大国，同时也是深受恐怖主义及宗教极端主义之害的国家，应该在网络、太空、反恐及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建设方面携手探索新规范，建立新规则，共同应对安全挑战。如共同探索制定网络安全、太空安全行为准则，建立地区和全球反恐信息中心，建立地区及全球海上安全合作新机制等，提升安全治理合作水平。
第四，建设性管控安全治理分歧。中美两国要善于求同存异，理性看待两国在安全治理理念与思路上的不同以及在网络安全、太空安全、海上安全、反恐等具体议题领域的分歧与矛盾。近年来中美两国在网络安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较为突出，尤其是美国方面不时制造事端。这显然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中美两国在安全治理上的进一步合作。中美应该跳出具体领域和“一时一事”的分歧与矛盾，着眼两国关系大局和全球安全治理合作大局，建设性管控分歧，妥善处理矛盾，努力寻求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不让其发展成为阻碍中美健康发展的绊脚石和中美安全治理合作的拦路虎。
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损。在各类全球性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的全球化时代，中美两国如果能够创新思维，加强合作，制度共建，建设性管控分歧，一定能够在地区及全球安全治理方面携手共进，提供更多的地区及全球公共产品，为地区及全球和平做出更大贡献。
（韦宗友 作者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