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11月26日讯 （记者戚易斌）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前夕，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马丁内斯索利曼接受了记者专访，他对即将召开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表示乐观，认为会议有望达成新的国际气候变化协议。他还对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付出的努力给予积极肯定，称赞中国在推动经济绿色转型，促进国际合作方面起到了表率作用。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马丁内斯索利曼接受记者专访
记者：虽然在过去的20多年当中有关气候变化的警示不绝于耳，但绝大多数国家似乎对此显得束手无策。世界气象组织（WMO）本月9日发布的报告指出，2014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浓度又创新高，我们应该如何解决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的关系？
索利曼：我认为，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并非束手无策。问题在于，不环保的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远比绿色增长的成本要低廉，而绿色增长需要以经济驱动力的彻底转变为基础。对此，许多国家还没有做好准备，或者缺乏这样做的勇气。但同时，也有许多政府、公众舆论、媒体人士和科学家在呼吁着WMO所指出的问题，充分地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做出改变的必要性。我们看到，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压力在推动政府决策做出调整。
确实，我们目前所经历的发展模式还不是可持续的，这就是为什么即将召开的巴黎气候大会如此重要，它肩负着达成新的国际气候变化协议的重任，以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值得鼓舞的是，各国政府已经表现出了对相关问题的重视和进行改革的决心。在这方面，中国政府显然在世界范围内做出了表率。
记者：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最新《排放差距报告》指出，目前各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减排量并不能达到将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的目标，我们该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降低排放？
索利曼：我们首先需要肯定各国为提交“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所做的努力。这一文件是各国落实减排行动计划的依据，也是巴黎气候大会达成协议的动力。因此，“国家自主贡献”的意义重大，做出这样的承诺不是一件轻描淡写的事情。确实，各方所贡献的减排量距离2摄氏度的目标仍有差距，为此我们需要做出更大努力。但问题在于，由谁来承担责任。显而易见，人们的目光聚焦在美国、中国和欧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身上，他们也是名副其实的排放“大户”。正因如此，巴黎气候大会将达成的决议才尤为重要，这次会议是各方在减排贡献上能否取得突破的关键。我们都希望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能够达成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有科学家认为，甚至2摄氏度的目标对于全球严峻的气候变化形式来说依然不够。但是我们无法忽视“国家自主贡献”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对巴黎气候大会抱有信心，它的前景是乐观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一次冲刺跑。我们需要不间断的努力，同时依靠科学的研究为我们提供前进的方向。我认为已经有一些项目取得了不错的进展，比如混合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绿色建筑工程、科学的城市规划、智能农业以及更合理的水资源利用等。许多措施都在进行之中，并能够在国家层面取得成果。我们（联合国）也将在这些方面与各国政府积极合作。
记者：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最终并未全面达到预期，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减排责任和资金问题分歧难以弥合，您认为今年的巴黎气候大会是否会重蹈覆辙？
索利曼：我认为，哥本哈根会议的参与程度没有达到应有的量级。比如中方的参会等级就不如预期。但这次的情况就不同了，中国已经充分参与到了最高层级的讨论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我们对于问题的严重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各国在支持绿色气候基金的行动上表现得更为坚定，这一基金已经开始运转，并在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就像不久前在赞比亚利文斯顿，绿色气候基金理事会批准向非洲、亚太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地区的多个减排和适应项目注资，这些项目包括秘鲁的“建立湿地复原力”项目，马拉维的“加大现代气候信息和早期预警系统使用规模”项目等，它们是首批得到该基金注资的项目。
因此，今年的情况与当年在哥本哈根时完全不同了。
实际上，哥本哈根是最低谷的拐点。2010年坎昆会议达成了一份折中、平衡的协议，2011年的德班协议给出了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时间表，让《京都议定书》延续了生命。而今年的巴黎会议则有望达成2020年后新的国际气候协议。如果这样一份协议真能产生，下一步就是如何实施的问题了。
记者：巴黎气候大会能达成协议的关键因素在哪里？
索利曼：最重要的是，世界上的各个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超级大国还是新兴经济体，能够走到一起，不仅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要能采取实际的行动。一份强有力的协议需要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我认为2度温控指标就是一个很好地提议。并且，为了真正取得共识，我们或许不应该把需要承担的责任看成难题，而应该看作是一种机遇。
在未来，具有竞争力的经济模式一定是环保的、能够创造就业的绿色经济。这样的经济模式能够吸引全世界优秀的人才，成为推动城市和国家发展的驱动力。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必须直面主导当前经济发展的最核心的问题。
记者：如何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如何促成向发展中国家技术转让？
索利曼：我认为国际合作正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我们拥有一套非常明确的对话机制。一年到头，各种气候变化方面的国际会议不断，并且每年年底都会召开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我们还有专门针对可持续发展和融资问题的国际会议，“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就是今年联合国发展峰会和联合国发展筹资问题国际取得产生的成果。因此我们实际上并不缺少国际合作。中国宣布拿出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就是国际合作方面的优秀范例。
至于技术转让，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为你需要大量的投入以生产技术。一旦针对某个特定问题创造出了解决办法，技术生产方理所当然会希望尽可能多的从中获益以收回投资。然而，许多欠发达国家既没有能力自主研发技术，也没有能力购买先进的技术。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有市场需求，但也没有足够的技术购买能力。因此就需要让发达国家的技术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转让给欠发达国家。我认为，让技术持有方参与合资经营是让技术得以转让的一种途径。另外，政府补贴可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可以弥补私人企业出让技术的造成的利润流失。确实，技术转让仍然是当今悬而未决的一大难题，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地为其创造机会。
记者：习近平主席9月在联合国出席可持续发展峰会期间承诺，中国将进一步加大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力度，争取到2020年实现碳强度降低40%-45%的目标。如何评价中国政府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所采取的措施与努力？
索利曼：全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做出的三个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来自欧洲、美国和中国。它们是三个非常有力的政治和经济转型举措。中国已经在向绿色经济转型的道路上做出了表率。国际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十分重视习主席的表态，因为历史经验证明，中国是一个诚信大国，其所做出的每一个承诺都伴随着实际的行动。同时，这一举措对中国来说也十分重要，因为它能够切实地改变中国的增长模式，反过来也将深刻地影响世界。中国领导人的承诺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极其积极的进展。
我认为目前中国政府有两大方面的责任。在国际上，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大国之一，中国肩负着国际社会重要一员的责任，中国有能力在巴黎促成协议的达成，有能力为促进国际合作提供更多的优秀方案；在国内，中国政府也有能力推动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实际上，这正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或许短期内其成果还不易显现，但是未来中国将收获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