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价值观和中华传统美德始终处于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发展之中，在当代中国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当前我们谈核心价值观自信，可以从“其命维新”的视角看中华价值观和中华传统美德在当代中国的传承与弘扬。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华民族的先人们建立起来的中华价值观和中华传统美德，形成一种优良传统，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繁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温故而知新。今天我们树立和增强核心价值观自信，必须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片沃土，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同时，正所谓“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对于传统价值观，我们不能无原则地承继，而应结合时代发展要求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符合当代中国现实需要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规范。这就是“其命维新”的意义和必要性所在。
在世界古代史上，中国生产力水平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价值观自信没有遇到过挑战。挑战起于近代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自此100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落后挨打境地，价值观自信也因此动摇。其突出表现是“全盘西化论”流行，中华民族甚至被一些人视为一无是处的落后民族。几多苦难，几多拼搏。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程中，中华民族终于寻回了价值观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时代性与民族性有机统一起来，推进了中华价值观和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进了中华民族价值观自信的重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富强讲起，以友善收尾，从群体讲到个体；传统价值观从“修身”讲起，以“平天下”收尾，从个体讲到群体。思路虽有所不同，但均体现了中国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道德情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中，文明、和谐、正义、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大都与传统价值观有关。重温传统价值观，有助于树立和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同时也应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吸取了传统价值观的有益成果，又克服了其历史局限性、增添了许多反映时代精神的新内涵。
国家层面价值范畴的与时俱进。古代中国人只有笼统的“天下”观念，“平天下”便成为传统价值观的最高目标。在市场经济大潮涌动、各国在综合国力上竞长争高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传统价值观已不能适应新形势，需要与时俱进，作出适当调整。正因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富强摆在第一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而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就是民主，这也是传统价值观强调不到位的地方，它只讲到了民本层面。至于文明与和谐，都是传统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孟子阐发人禽之辨，就是表达对文明的渴求和对野蛮的厌弃；《论语》讲“礼之用，和为贵”，明确将和谐看作中国人的价值共识。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讲的文明与和谐建立在民主、科学等现代价值观念基础上，是对传统文明观、和谐观的合理扬弃。
社会层面价值范畴的与时俱进。自由、平等都是传统价值观的弱项，所论不多。至于公正、法治，传统价值观历来予以高度重视。公正被称为“义”，乃是中国人的价值共识。传统价值观不讲单纯的法治，而是把法治与礼治结合在一起讲。按荀子的说法，即“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儒家提倡礼治，绝非排斥法治。那种把礼治与法治对立起来的观点，其实是一些现代人的误读。在重视公正与法治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可以说一脉相承；但社会主义公正观、法治观建立在自由、平等等现代价值观念基础上，实现了对传统公正观、法治观的超越。
个人层面价值范畴的与时俱进。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历来为传统美德所倡扬。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要求人们以国家兴盛为己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古训，培育着人们的敬业精神。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对诚信的重要性作出了充分肯定。孟子说的“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都是对友善精神的高扬。传统价值观中的这些优秀成果，都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吸收。同时，在民主、平等等现代理念观照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上述价值范畴无疑有着鲜明的时代内涵和要求。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