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财政学会投融资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常务理事，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经济学博士高鹏
1月16日-18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开业仪式暨理事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6日上午出席开业仪式并发表致辞，在理事会成立大会上，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当举首届理事会主席，金立群当选首任行长。自此，亚投行这一由中国主导、拥有57个成员国的新型亚洲区域政府间多边开发机构将正式登上国际金融合作舞台。
近年来，亚洲经济总体发展较快，区域财经合作不断深入，但在发展中也面临着不少挑战，特别是域内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亟待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缺口巨大，目前以世界银行（简称“世行”）-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为主的多边融资供给体系远远满足不了这一需求，亟需新的多边金融机构给予补充，亚投行由此应运而生。
基础设施建设构成亚洲区域内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短板，建设资金需求大、缺口大，为亚投行“预留”了潜力巨大的业务空间。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及融资需求看，区域内各经济体、特别是“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基础设施条件不均衡、交通通讯电力等重点领域总体落后，从而构成区域内互联互通、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瓶颈，相关基建投资资金需求巨大。
据亚行测算，2010-2020年，32个成员需要基础设施投资8.22万亿美元，每年平均需投资8000亿美元。其中，68%是新增基础设施的投资，32%是维护或维修现有基础设施所需资金。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东盟国家为例，其区域范围内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两方面特点。一方面，区域内发展很不均衡，从基础设施整体水平看，新加坡最优，马来西亚、文莱、泰国次之，其余东盟六国总体落后。另一方面，交通、通讯、电力三大领域面临的发展瓶颈尤为突出。一是交通网络亟需改善，缅甸、老挝等国道路铺设、港口建设、航空运输和其他交通运输网络设施方面的水平极为落后；二是通讯设施普及率低，据世行统计，2013年缅甸人口互联网使用率仅为1.2%，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以及泰国均低于30%，只有新加坡、文莱和马来西亚高于60%；三是通电率水平较低，据2011年世行统计数据显示，印尼、老挝和菲律宾通电率约为70%，缅甸、柬埔寨通电率仅有48.8%和31.1%。
现有的亚洲多边融资机构及制度安排难以将区域内存量资金转化为基建投资，亚投行成立无疑将丰富相关资金供给渠道与制度安排。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供给看，区域内各国的国民储蓄率较高，目前已沉淀了约62万亿美元的私人资本，但基建投资额度大、期限长、风险高、收益水平低、不确定性强的特点决定了一般私人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不强，从而遏制了充裕的民间存量资本批量进入这一领域。同时，世行-亚行主导的亚洲多边融资支持体系更加关注传统减贫领域，且每年百亿美元级的融资供给规模相比区域内千亿美元级的融资需求可谓杯水车薪。国际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估算，除去各国政府和世行、亚行所能提供的资金之外，亚洲每年基建资金缺口高达5000亿美元，从而亟需其他官方支持的多边合作机制加以补充，以机构资金的投入撬动私人资本的投入，引导区域内过剩资本转化为基建投资。
此外，伴随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有资本、有实力且自身需要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及投融资领域发挥领头羊作用。一方面，中国拥有位列世界第一的外贸及外储规模、世界第二的经济规模、世界第三的FDI规模，同时在铁路、公路、机场、桥梁、隧道等工程施工能力、相关基建装备制造能力、投融资模式设计能力和经验突出，使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融资市场具备了“‘实体金融’走出去”的底气和自信。另一方面，在中国经济由超高速换挡至中高速的“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升级加速，中低端制造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出现相当程度的产能过剩，客观上有向区域内其他国家转移过剩产能的需要。
同时，相比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当前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体系不利于中国为亚洲基建及互联互通贡献更大力量，这也是“倒逼”中国“另起炉灶”、谋求主导成立亚投行的重要原因。中国在美国主导的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日本、美国双轮驱动的亚行中，话语权、决策权、投票权与自身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不匹配。以创建于1966年亚行为例，日、美作为前两大股东，分别持股15.7%和15.6%，二者主导着亚行的发展和运营，中国目前持股5.5%，在亚行的话语权、影响力、贡献度始终与自身经济实力严重不匹配。
（作者：高鹏 中国财政学会投融资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常务理事，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经济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