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现状表明，规模需求刺激仍然无法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反而导致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后遗症。我国所面临的不是短期的、周期性的、外部的冲击，单纯用需求管理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而这些中长期的、结构性的、内部的压力恰恰是供给的特性。
供给和需求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概念。它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是对供给学派观点的典型实践，它们通过减税、国企私有化和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实现经济改革的成功。
中国“供给侧改革”并非简单复制西方，它有着自身的实现路径和趋势。即着眼于解决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标之一就是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翻番目标，需要6.5%以上的年增长率。这实际上是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在要素领域的延续和聚焦，更加注重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结构性改革，当前重点是企业优化和产业调整。即通过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内部结构优化，提升企业的规模、理念、形态。通过化解产能过剩、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实现产业结构调整。
供给侧改革不仅仅是产业结构性改革。从长期来看，更加注重“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等方面。这些中央早有布局，有的悄然展开，择机发力。
在人口方面，已经全面实施“两孩”政策，未来预计每年新增儿童200万，增加消费超过年700亿。人口红利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手。
在户籍和房地产改革方面，通过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跨地区流动，希望能吸引1亿人在城镇落户，以加快城镇化进程，增加有效供给。
在土地方面，广东某合作经济社以每亩200万元价格出让集体用地用于建造幼儿园。它是在全国人大授权下的农村土地入市试点。目的是在国家和法治的保障下通过市场的力量激发农村土地的巨大利用潜力。
“供给侧”改革的关键要素是制度创新。这种内生型和结构性的国家制度创新改革往往更难，它的复杂性、长期性、系统性前所未有。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增长并不是它的唯一指标，改革的成效往往和政府、市场、法治等制度因素紧密联系，并成为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志性特征。若通过制度改革能实现这些标志性特征，改革的破局能力、公平能力和纠偏能力都需要深化。但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过程中，这些能力还非常薄弱。
以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正在推进的公私合作制度为例，特许经营和PPP出现不同部门版本，对市场、运行和法律维权影响较大，亟需改革破局，统一规范；面对逾10万亿的资金吸引力，民营资本依然在与政府的天然关系、融资能力、处理问题能力等方面无法和国有资本公平竞争。有的地方公私合作被戏称为公公合作，背离改革初衷。在具体实操阶段，PPP与政府集中采购制度结合是产业政策、微观政策和社会政策等功能实现的最佳载体，也符合国际惯例。但前期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试点中集中采购机构独立法人地位被撤销，需要依法恢复。改革允许试错，但改革不纠偏，政策性作用就无法实现专业性发挥。
推行供给侧改革，它与“一带一路” 的发展策略一样，都是中国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抓手。“一带一路”修炼外功，“供给侧改革”修炼内功。它们都是中国功夫的“少林”和“太极”，共同塑造中国梦。
（作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