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理念的提出，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经济发展转型道路的深刻思考和准确把脉。过去三十多年来，在有效刺激社会总需求这一发展理念下，依靠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我国经济增长率年均保持在10%左右，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趋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三期叠加”矛盾，如果单一走高投入、高消耗、偏重数量扩张的发展老路，则“中等收入陷阱”魔咒很可能在我国成为现实。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并进一步引导需求的结构调整与升级，促进中国经济正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影响下，过去理论界倾向于认为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因不是资源和要素的供给，而是有效需求，因此要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例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投资拉动需求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我们认为这种发展模式带来三个主要问题。一是，投资驱动的经济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份额逐年增加，高投资率意味着高储蓄率和低消费。这使得本地消费的增长无法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加深了中国外向经济的依赖，降低了抵御经济波动的能力。二是，中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人口红利”的自然优势正进一步丧失，劳动力使用成本逐年攀升，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格局已远远落后于全球产业竞争的新变化和新需求。三是，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远远高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土地财政”体制和土地抵押融资机制互为表里，在放大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能力的同时造成了地方债务的急剧增长，如果土地债务增长超过了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则会引起政府失灵和金融风险的叠加效应，将进一步加剧宏观经济波动。
我们认为，习近平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新理念为解决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注入了新动能，对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贡献。供给侧改革不同于西方的供给学派，其本身带有强烈的中国特色，而这一特色最能体现在转变要素供给方式和提升与之相适应的政府治理能力两个维度。转变要素供给方式是指加大要素配置的结构性调整，重视创新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形成高质量的要素供给体系。当前实施的“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改革、创新驱动战略、二孩政策等都可理解为中央对优化要素供给结构以扩大有效供给的现实应对。同时，供给侧改革实质上更是改革政府公共治理的供给方式，建立起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市场所需供给约束为标准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官员的防腐拒变的能力和底线思维，以简政放权为抓手，实施灵活、高效的供给管理政策，减少权力“设租”、“寻租”，更好发挥政府解决市场失灵方面这一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在“十三五”期间，供给端将面临传统要素迸发活力和高端要素深度集聚的叠加机遇。我们认为提高要素市场的供给效率，是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性环节，为此，主张重点实施：一是以提高资本形成效率为核心推动金融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建立并完善多渠道、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降低企业融资门槛和成本；在清理和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分阶段、分目标的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机制，尤其要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探索建立与“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税制度，从源头上抑制地方政府“以地生财，以财养地”的投资冲动。二是建立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相衔接联动的动态机制。鼓励地方探索进城落户农民工自愿、有偿、有价退出农村宅基地和退出农村经营权的实施机制，以土地权利退出资本化收益化解决新增城镇人口的公共支出压力，同时以多种形式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为突破口，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破除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发展的瓶颈。三是全面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以实现充分就业。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创业带动新就业、以发展进一步促进就业、以政策保底就业，不断提高就业的数量和质量，切实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四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核心目标，建立涵盖关键技术、关键生产流程和工艺、关键经营管理理念的创新体系，发挥创新在社会生产中的乘数效应，以高端生产力集聚产生的传导机制和辐射效应，不断推动要素供给结构的优化配置，全面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作者：重庆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