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三某人
（视觉中国）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节日之一，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社会变迁和文化的现代化，节日的精神内核和表达形式都在发生变化。值此丙申猴年新春之际，我们约请三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春节文化进行探讨。
——编 者
关键是能否形成集体记忆
罗小茗
站在2016年的年头，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用微信抢红包，没有被排山倒海的“年货节”挠得心痒痒，没有错过春晚却错过了对春晚的集体吐槽因而失去与小伙伴们的共同话题，那么，你似乎便要和这个新年隔绝了。近5年来，网络技术源源不断发明、传播和更新着“新年俗”，中国人已经不知不觉被卷入了一场推陈出新的“新年俗运动”之中。
不过，再定睛看看“阿里年货节”的网页，或琢磨一下微信红包的派发规律，又会发现变化中的不变：无论是逢年过节孝敬长辈的“孝随礼到”，洗洗刷刷、除旧布新的“清洁迎新”，或是微信红包的大小额度，这其中每一样的“购买”或“送礼”任务，依据的都不过是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准则。之所以能被大张旗鼓地重新布置、隆重推出，不过是因人们对传统年俗的记忆与情感使得它们看起来有了不同的新年滋味。如此说来，赋予“新年俗”以意义的，又并非网络技术，而是人们对过年这一社会仪式的需求，是日积月累的文化情感和集体记忆以及希望参与其中、将自身和更广泛的社会历史相关联的社会情绪。
然而，也正是在这里，网络化的“年味”呈现出了它的基本矛盾。一方面，任何能够带来社会意义感的集体仪式，想要积淀为一种传统和习俗，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不仅需要同时段大规模的社会参与，也往往要求社会时间的持续投入。或者说，持续稳定的社会时间是构成社会习俗和集体记忆的重要条件。但另一方面，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恰恰是以杀死时间或抹杀自身历史为荣的。每当“新年俗”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旧有的仪式——比如电子贺卡、短信拜年之类，便迅速被替代和抛弃，既不留丝毫痕迹，也没有追念的必要。更快地谋杀自身、别立新宗，是商业利益使然，也是网络化年俗的基本特性。
于是，当人们谈论网络技术所创造的“新年俗”的优劣时，真正的标准恐怕并不在于它是否夺人眼球、形成一时的风尚，而在于，这样的社会风尚对于形成新一轮社会集体记忆究竟有几分效力？由此形成的社会集体记忆，又能为后续的社会仪式的发明创造提供什么样的情感基础？如果说今天以二三十岁的青年一代为中坚所开发和推动的网络“新年俗”，其植根和依据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巨变中的新年记忆和过年习俗的话，那么，再过20年，被如今的“新年俗”熏陶着长大的年轻人——领着微信红包、看着弹幕、吃着天南海北的年货乃至到境外旅游过年的一代人，当他们支配技术或被技术支配之时，他们发明仪式的能力将会如何呢？
可以肯定，每一代人都会根据他们的成长经验和社会认知重塑年俗。只是我们需要辨认，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社会仪式的新旧年俗，究竟如何区别于一般的消费行为，在人们的集体记忆中打下真正的印记，从而使社会可以在这一基础上，往更良好的方向延续自身。
春节的核心力量没有变
赵旭东
春节是将自然节律转化为社会节律的典范，它的根基是由农业生产铸就的农业社会的结构形态。因此，乡村在过年内涵和方式的丰富性上远超城市。
伴随着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并长期居住在那里，年的味道也开始发生着巨大的转变。在乡土社会，人的生活跟土地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当农业产出无以支撑起家庭生活时，外出谋生就成了通行的选择。而离家之人无论走多远、离开多久，除夕这一天必须同全家人围坐于祖屋厅堂中聚餐。祖屋作为不动产有着凝聚人心的功用。
但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迁移到城市，原本城乡一体并以乡村为主体的年俗风格为之巨变。这首先表现在空间格局上的改变，即从原来家家户户比邻而居的庭院式格局一下转变为小区高楼单元房式的空间格局，一家一户自成一体。这种转变适应了人口迁徙聚集的需要，同时又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一个标志，其核心就是人与土地之间的分离日渐加深。
分离加深的结果是年味的淡化。以前过年讲求的是对祖先的祭拜，以求得来年的五谷丰登，家庭兴旺发达；今天人们所寻求的乃是团圆共聚的热闹喜庆，同时也是一种不同于辛苦工作时间段的休闲。少了年味实际就是少了年节的那套由敬奉祖先而起的繁琐礼仪。
从时间上来讲，在过去的农业社会，春播秋收，夏长冬藏，有与之配套的礼仪安排和相应的生活节奏，但现代人脱离了农耕时序而进入现代以钟表刻度来安排日常生活的新轨道，节日也不再是对祖先以及上天赐予的感谢，而是休息休闲的时间。由于工作性质不同，过年变成了并非社会全体人员参与其中的节日。个体生活方式的丰富选择使得过年不再是每个人的必需，而是取决于个体的意愿。
对于民众而言，这可能是一种费孝通所说的“富了以后怎么办”的个体文化自觉，每个人所思所想的不仅仅是吃得饱，还要吃得好，生活要有意义，文化的多样价值选择开始被重新看重、唤起并创造。
尽管人们远离了以土地为中心的乡土生活，淡化了对祖先保佑信念的依赖，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脱离不确定性的生活，人们转而把原来对于祖先的信仰转移到身边易于获得的其他载体上去，以求得一种个体心灵上的慰藉，这背后根本的逻辑还是传统家庭安全感的获得。因此，年俗不会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而完全消失，因为春节的核心力量并没有弱化，人们依然借助春节而对自己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进行重整安排，这也是人们在春节依然回家团聚的原因。春节既是一年的结束，也是新的一年的开始，人人都要为这种结束和开始做一点新的准备，求得新的希望，这便是春节在社会文化转型中没有完全消失的原因所在。
传承民俗需因势利导
刘大先
一种习俗总是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百姓日用而不知，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当生产与生活都已发生巨大变迁的时候，年俗的传承自然也要在“变”与“不变”中间寻找到自己的方向。
温故俗，知新年。年俗的现代传承既包含情感与心理因素，也包括仪式与符号内容，更涉及文化创意与开发。从内涵上来说，应该重新梳理春节原生态意义上的核心元素，让它成为民族的精神皈依；在形式上，要放大过年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积淀功能，并适应当代新语境，构建新的生活节奏，推广民间传统习俗活动，使其成为年俗的活态生存环境；在文化创意产业中，更新传统过年的仪式与符号，并相应进行区域性的民俗开发；在国际传播上，要在交流融通中提振民族自信心和文化凝聚力。
传承年俗有外部环境的因素，但更多的则是来自文化内部的主体因素。其根本是要“向内转”，因为传承的动力在政府干预之外，更多来自文化拥有者重新审视和发现民族民间传统节日的价值，形成文化主体的自觉。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三重文化自觉。
首先是政府自觉。自上而下的国家层面的立法与组织能够让过年的历法时序走出“民俗”的范畴，而进入历法制度层面。自2008年实行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全体公民放假制度，就标志着国家意义上的法定承认与传承。政府组织与主导的年俗活动，保护与培养年俗传承人，挖掘与抢救年俗文化资源等，会使弘扬中国传统年文化成为国家行动，起到风行草上、移风易俗的作用。
政府决策导向之外，大众媒体推介传播和学校教育普及也尤为重要，这是教育自觉。与年节相关的风物、传说、故事、符号、历史渊源、审美价值、思想内涵等知识，可以通过中小学乡土教材、高校人文类选修课程等进行普及。这对于培养青少年的自觉传承有积极作用，也会对完善传统年俗认知与研究产生长远影响。
第三是产业自觉。年俗的产业化可以将仪式自觉进行功能拓展，比如在舞台、电视、网络媒体的年俗展演中改造与传承年俗文化符号，通过旅游与观光催生年俗文化再生产。新媒体利用平台优势，还可以更多地与港澳台地区、海外华人群体进行互动传播。以产业方式发明传统、打造新民俗，关键要与民众的物质与心理需求相契合。
传承年俗要因势利导，根本是要“向内转”，形成文化主体的自觉。而文化同时也反作用于社会，披着消费主义外衣的新变现象，假以时日也可能有一部分沉淀为一种集体记忆和节日仪式——也许我们下一代人的春节回忆就不是围着篝火与老人一起守岁，而是和祖父母在电视机前看电视、与小伙伴们在群里抢红包、跟随父母到世界某个地方旅游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