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随着民主和法治观念的逐步深入人心，人民群众通过诉讼维权的意识越来越强，“有了纠纷找法院”日益成为民众共识。就社会的整体法治环境和法治进程而言，这自然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好趋势，但从法院应对履职的角度看，无疑对人民法院提出了更高要求，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和考验。毋需旁论，法院逐年显著递增的收案量就足以说明这一点：2012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1325.3万件；2013年攀升至1422.7万件，同比升幅7.3%；2014年再升至1566.2万件，同比升幅10.1%。
近几年法官编制不再增加——干活的人还是那些个，活儿却多了一大堆，除了每个人都多干活，恐怕再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了吧。粗粗算了下这道数学题：每年多办大几十、乃至数百万件案件，但法官有二三十万人，均摊到人头，每人也就多办个三五七八件，貌似无甚了得。然而往深了又一想，似乎又不尽然。毕竟，一个案件从立案、审判到执行，涉及太多工作环节，岂是三言两语能了结，三天两天能搞定！审核起诉材料，建立卷宗，通知开庭，组织审判，听取当事人意见，调查证据，查明事实，研究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提交合议庭评议，字斟句酌制定裁判文书，送达各方，此后可能还涉及到奔波执行，判后答疑，处理信访等等。此刻仅仅是想着、罗列着这十几二十项工作内容，已然在倏忽间莫名感到压力巨大、身心俱疲。
此外，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强调要“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这就意味着原有的层层把关、层层审批的办案模式被打破，全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都只能由办案法官自行把握，并且要对自己的认定结论、以及在此基础上作出的裁判负责，终生负责。人一旦需要对什么事情承担一辈子的责任，只怕当时即便对自己的判断稍有一丁点儿不敢确认之处，若干年后午夜梦回，也会一个激灵从床上惊坐起来，自问，“我当年是不是错了？以后该不会有麻烦找上我吧？”遑论每个法官一年要办百十件案件，工作年头越长，责任的包袱必然越背越重。只能说，愈往深想，愈觉法官不易，法院不易。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年五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重磅消息：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承诺“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取消原有的立案审查门槛，一时间涌入法院的起诉必定激增，其中可能还夹杂着为数不少以立案登记制为由头、滥用诉权的，比如去年曾见诸报端的“赵薇瞪眼案”，简直雷倒众生。暴涨的案件量，对于已属负重前行的法院系统和一众法官而言，无疑就像骆驼背上的又一根稻草，哦不，何只一根，得算得上一垛。凡此种种困难，我们稍加琢磨也可预想，对于整日与案件、与法官打交道的法院决策层而言，更是了然于胸。即便如此，还要实行立案登记制，除了为维护群众合法诉权，满足群众诉讼需求，回应群众社会关切，哪还能有别的什么理由？这种全力化解社会纠纷的勇气与担当，坚决破解“立案难”问题的决心与态度，即使自己再难、也务求人民满意的境界与情怀，已经足可令人点赞。何况，数字再一次向我们证明，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确实做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5985件，审结14135件，比2014年分别上升42.6%和43%；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951.1万件，审结、执结1671.4万件，结案标的额4万亿元，同比分别上升24.7%、21.1%和5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