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信用评级是指由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的，对一国政府作为债务人履行偿债责任的信用意愿与信用能力的评判，目前国际上从事主权信用评级业务的主要是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评级等三大机构。就在最近一个多月，这三大机构先后对中国当前主权信用状况进行了最新的评级，并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作出了研判。
3月2日，穆迪率先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由“稳定”调整为“负面”，主要原因包括三点：第一，中国目前及未来财政指标走弱，这体现在政府债务和或有债务的不断上升；第二，由于资本外流，政府外汇储备缓冲持续下降，凸显了政策、货币与增长风险；第三，鉴于改革面临艰巨挑战，政府为解决经济失衡而实施改革的能力存在不确定性。3月31日，标准普尔也给出了类似的判断，并在维持中国主权信用等级AA-的同时下调了展望，认为中国经济再平衡的推进可能慢于之前的预期，预计中国政府和企业杠杆率将恶化，“投资比例可能远不如之前认为的那样稳定在GDP的30%~35%之间”。只有惠誉在4月6日发布的报告中仍维持了对中国信贷评级前景“稳定”的预期。
坦诚地说，评级机构的研究报告确实指出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具备一定借鉴意义，但是要么夸大其辞，要么不够“与时俱进”，因为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已引起了中央重视，并在今年的“两会”中有所体现和反映。从本次“两会”内容来看，中国已经开始适时转变其旧有经济发展战略，并力争通过供给侧改革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源泉。如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持续增长动力。围绕解决重点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以“全面推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战略要求为指导，“十三五”规划纲要也进一步提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主要经济指标平衡协调，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的宏伟目标。只有惠誉4月6日发布的报告由于结合了中国最新的经济数据与政策变化，因此相对较为准确。
必须看到，评级机构出售自己“评级报告”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商业盈利活动，并非完全客观公正，更不是什么神通广大的“先知”和“预言家”。再加上受到以自由化、私有化为主要理念的“华盛顿共识”支配，其戴着“有色眼镜”对发展中国家作出的评级结果也向来不高。3月20日，针对穆迪下调中国评级一事，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上表示，当前已经注意到了评级的调整，但是，市场上并没有因此使得和中国主权债信相关的指标发生变化，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比如离岸人民币汇率不但没有降，反而上升。国际上也并没有采取其他行动，比如对中国进行做空。“我们并不是特别care它那个评级。希腊出这么大问题的时候，它的评级当时高于中国。”3月31日，在标准普尔评级报告公布后，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也表态说，两家评级机构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中国推进改革、应对风险的能力。评级公司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实体经济债务、国有企业改革、金融市场风险等方面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
长期以来，由于话语权的缺失，发展中国家主权信用状况和经济发展前景的“权威”研判一直由上述机构作出，就连《纽约时报》也曾指出说，评级机构是冷战结束后国际上的另一个新强权，因为它用评级控制世界。在各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评级报告”面前，我们更要时刻保持冷静谨慎，努力做到“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王瑛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哲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