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7日上午在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习总书记这一重要讲话胜义络绎，亮彩纷呈，特别是为当代中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明确揭示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值得我们深入体会。笔者认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要求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树立“淑世”“济世”和“传世”的学术精神，把根基深植在当代中国的沃土之上。
“淑世”，是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跟得上社会实践的发展。首先，学术随时代剧变而砥砺激荡。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习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其次，学术因时代关切而彰显价值。只有“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因此，中国大地上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乃至中国对世界的深度介入和彼此交融，既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问题”层见叠出的智识刺激，亦提供了“新观点”“新理论”喷薄欲出的大好机缘。“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条条光明正途的荦荦大者，当属“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以及“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唯有“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聚焦中国道路，阐释中国问题，才能挺立中国学派，展现中国气象。
“济世”，是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对得住人民群众的期盼。“开物成务”“经世致用”“兼济天下”，是中华知识阶层中有识之士的洞见卓识和珍贵传统。以苍生为念，为生民立命，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崇高境界和力量源泉。学术无国界，然学者有祖国；学术求真理，真理虽“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务必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决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自了汉。“面壁十年”“邃密群科”，所“图”者何？“济世”之“穷”，解民之困，使中华巨龙“破壁”而出而已！如果说“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构成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原则，那么“以人民为中心”则构成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导向。习总书记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为所当为才能有所作为，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不断提升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
“传世”，是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经得起历史演进的检验。学术之伟大，在于其既根植于时代，又超越于时代。“盖文章，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圣贤”未必“寂寞”，文章未必“藏诸名山，传之其人”（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但“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史记•儒林列传》）“不忘本来、吸收外来”，为的是“面向未来”。欲铸就文化自信，拥有“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在“针对时代之真问题”“激发个人之真血性”的同时，秉持传世之真定力。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曾如是描述学术工作者的“传世”情怀——
“唯有凭借严格的专业化，学术工作者才有机会在有朝一日充分体认到，他完成了一些可以传世的成就，但是这种情形一生也许只有一次。今天，真正确定并且重要的成就，无不属于专业性的成就。任何人如果不能，打个比方，带起遮眼罩，认定他的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能否在这篇草稿的这一段里做出正确的推测，那么他还是离学术远点好些。他对学问将永远不会有所谓的‘个人体验’。没有这种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没有这份热情，没有这种‘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的壮志——全看你是否能够成功地做此臆测——你将永远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召唤；那么你应该去做别的事。因为凡是不能让人怀着热情（Leidenschaft）去从事的事，就人作为人来说，都是不值得的事。”（《韦伯作品集I 学术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162页。着重号为原著所加。）
是所谓“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惟其如此，方可无愧于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人民，方可达到另外一种“传世”的境界——
“如果千年之后我们再度走出坟墓，我们在那些未来族类的面向中首先希望看到的，就是我们自己族类的依稀印记。”（[德]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1页。）
追求“淑世济世传世”的境界，有赖于党和国家“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创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而“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不负习总书记的殷切期望，“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正如钱穆先生在《新时代与新学术》一文中所展望的那样——
“中国学者急当廓开心胸，放宽眼界，一面是自己五千年深厚博大之民族文化历史世界，一面是日新月异惊心动魄的欧亚美非澳全球新环境。向内莫忽了自己诚实的痛痒的真血性，向外莫忽了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真问题。在此浇灌互织下，自有莫大前程！” （钱穆：《文化与教育》，三联书店，2009年版）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行政文化委员会理事 孔新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