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马克思主义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学术界的面貌，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派。
在学科队伍方面，形成了一支既具有比较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又继承了中国优秀治学传统的新的文化生力军。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页）
在学科研究方法方面，唯物史观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运用，摒弃了传统经学繁琐考证的流弊，使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同时，马克思主义方法也弥补了从西方引进的科学主义方法的内在缺陷。比如，科学主义方法比较注重现象而忽视对本质和规律的探究，而马克思主义方法则可以把研究者的视角引向深入探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正如郭沫若所说：“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页）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马克思主义方法较之科学主义方法则胜过一筹。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主义方法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不少学者开始尝试把它作为本学科的治学方法。郭湛波在1936年为其名著《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撰写的再版自序中说，这部著作之所以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只是相信在今日只有这种方法能解决问题，较为妥当，不得不用它”。（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其著作也由于采用新的科学方法而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在学科体系建设方面，在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教育学、社会学、考古学等各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都涌现出一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取得了该学科的标志性成果。比如，李达的《现代社会学》、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马寅初的《中国经济改造》、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等一大批各个学科领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学术经典，初步构建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在学科话语创新方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和哲学社会科学具体领域相结合，总结和提炼重大实践经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官僚资本”“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等一系列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学科话语。
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从五四时期的异军崛起，到1930年代在学术界与三民主义学派、自由主义学派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再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发展成为学界主流，代表着中国学术界的未来和希望。
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百年发展道路启迪今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指导中国学术界突破封建陈腐思想枷锁的科学指针，也是指导中国学术界摒弃“全盘西化”、彻底摆脱西方殖民主义束缚、树立学术自信、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精神武器。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近百年史的经验时深刻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食古不化没有前途，因袭洋教条同样也没有出路，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大地，自觉转化为学术研究中秉持的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