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未做到权责统一
作为二战后国际秩序特别是国际经济治理规则的主导者和霸权国家，美国最能够从现今的国际经济规则中受益，单以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美元霸权为例，就已经使美国获得了“铸币利差”权，美国可以大量负债和大量印制美元而不用担心产生对本国经济导致通货膨胀等消极后果。但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美国并未对此承担对应的责任，从而造成其自己一手缔造的全球化3.0版陷入困境。
第一，一味享受霸权红利而忽视其他国家的合理诉求。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使美国受益颇多，并得以长期维系其霸权主导地位，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实力相对崛起，全球经济治理迫切需要因应国际经济新格局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反映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在2010年12月就通过了一份份额改革方案，按照该方案，中国份额将从3.994%大幅上升至6.390%，跃身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份额国，而且巴西、俄罗斯等也将进入十大股东之列，以增加新兴市场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代表性，但直到2015年12月对美国国会才通过立法批准这一方案。
第二，摒弃世贸框架转而采取俱乐部主义倾向。针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美国为进一步主导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开始放弃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平等协商式多边谈判，转而通过构建“俱乐部”的方式来抬高准入门槛，TPP和TTIP应运而生，旨在使美国继续利用自身既有科技等先发优势来抵消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比较优势，从而形成世界贸易组织内部的“俱乐部”，非成员国则被排斥在外。
第三，谋求地缘政治优势而恶化全球治理的政治环境。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大国本应精诚合作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以实现强劲、稳定、可持续和包容式经济增长。但美国出于维系本国军事霸权的考虑，以人权为借口，在全球滥行新干涉主义，并大肆挤压中国、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在中东地区，叙利亚危机久拖不决，伊斯兰国趁势兴起，大规模难民出逃，造成欧洲地区的难民危机，使欧盟各国面临严重的难民危机和恐怖袭击威胁，形成欧盟治理危机；在乌克兰，美国和欧盟国家的错误信号使该国陷入内战，俄罗斯趁机合并克里米亚半岛，随后的美欧制裁使美俄关系降到近乎冷战后的最低点；东亚地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成功地在中国周边制造了一些麻烦，阿基诺担任总统的菲律宾和日本等国不断在南海问题上挑衅中国，极大地恶化了地区环境，东盟内部几近分裂，从而使“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谈判缺乏基本的国家间政治信任。上述地缘政治冲突和角力，使国际社会有限度的资源和精力被大量占用，导致本应用于全球治理的资源被地缘冲突所抵消，并大大恶化了全球治理的政治环境。
四、经济全球化的逆行态势暴露出西方国家的内部治理危机
反欧盟、反全球化的潮流表面上看是反对经济全球化，但实际上民众更为关注自身在本国的相对收入地位，经济全球化在多国引起国内不平等的加剧，在不满情绪的主导下，其被认为是在制造一个更加不平等的世界，因此，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实际上是对本国政府的不满，暴露出的是欧美国家的内部治理危机和政府运作机制的失灵。
第一，欧美国家民主进程代表性的危机。在美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次的总统选举像今年一样诡谲和热闹非凡。特朗普和希拉里对决的背后，代表着美国草根阶层与精英阶层的分裂，特朗普能够成为共和党候选人，靠的是挑战政治正确、走中产阶层路线、利用经济全球化产生的问题，而获得民众支持，反映出美国民众对“建制派”候选人的厌烦，认为代表华尔街利益集团的所谓全球化精英人士已经不可能再使中下层民众的境遇得到明显改善。近年来，欧美国际民众日益认识到，资本对选举民主的操控力量十分巨大；同时，无论选哪个政客上台执政，其都无心为普通民众谋福祉，而是首先考虑对支持过自己竞选的资本力量进行回报。正因为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其都没有真正代表下层民众的利益，从而导致下层民众失望和不满情绪的高涨，并造成了诸如“占领华尔街”等激进政治运动的发生。可见，西式选举民主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代表性危机，其在本质上只是为大资本所有者服务的工具，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大部分落入资本力量的口袋中，并没有考虑中下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
第二，欧美国家精英治理的危机。欧美国家传统上主张主权在民，政府应由人民选举产生并对人民负责，具体治理过程中采取的是精英专家治国的模式。因此，具体的政府运作过程由人民选举的政务官领导，专家组成的事务官具体负责日常运行。因为现代社会已经相当分化复杂化，政治行为应基于海量的信息并对信息进行正确的处理，再辅以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所以专家精英治理有其合理性，
但现代欧美国家政客为了赢得选举，大力迎合民众的诉求，对民粹主义盛行往往不加以阻止，甚至习惯性地将政治行为诉诸于简单计数式的公投。动辄付诸于全民公投，其实也是一种对国家发展的缺乏政治担当。因为普通民众在投票时，往往基于自身的情感、价值观和利益，再加上一些媒体信息的引导，而非以国家整体及长远发展战略为基点，所以一味的民粹会使国家发展战略日益短视，而无法有效地进行中长远规划。为国家发展长远考虑，政治领导人和政府治理应在考虑普通民众基本诉求的同时对之进行适宜的“过滤”，而非一味取悦于民众的要求。但现在的西式民主选举需要和民众对精英的普遍不信任，使精英治理模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
第三，欧美国家治理进程中的自我纠偏能力日渐缺失。多党制和两党制的存在，本意是防止一党独大和独裁局面的出现，但当下的欧美政党选举，已经沦为两党恶斗的态势。执政党赞同的，在野党就反对和设置障碍，由此导致政治进程时常陷入僵局。政党间彼此间相互为了反对而反对，导致有效的公共政策难以出台。2011和2013年美国政府停摆危机，正是两党恶斗的结果。对此，曾经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于西方民主政体的福山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自由民主蜕变成了“否决政体”，“有太多的行为体可以否决掉为解决问题所作的决策”。
9月4-5日在杭州举行的G20峰会之所以万众瞩目，很大一个原因是欧美版的经济全球化3.0已经进入瓶颈期，面临着动力丧失和自我修正机制失灵的危机。美国即将举行大选，无论是希拉里还是特朗普，都需要走出民粹主义的陷阱，在国内治理方面更多地顾及中产阶层和低收入群体的利益诉求，在国际上与世界主要大国开展密切的政治合作，稳步推进落实杭州共识，为全球化4.0版本吹响启航的号角，使经济全球化成为真正惠及全球各国、各阶层民众的全球化，否则，英国退欧式的逆区域一体化、地方分离主义的兴起都将在相当长的时段内困扰全球治理,进而使经济全球化变得举步维艰，各国都不能独善其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