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国际金融论坛（IFF）兼职助理研究员 黄云卿
G20杭州峰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迈向新阶段。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积蓄了厚重的力量，使中国能够对全球经济治理进行协调和引领。有形的力量之下蕴藏着无形的智慧，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待转型之际，中国究竟能够贡献怎样的智慧？笔者认为应当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中寻找答案。
首先，以“利不悖义”的义利观为全球经济治理树立个体层面的行为准则。孔子在《论语》中提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倡导“居仁由义”。“利”之取得不可有违“义”之约束，这就为人类追逐利益的实践活动提供了指引、设立了标准。“义”与“利”并非对立关系，中华传统思想主张以义取利，“义”是实现“利”的道德指引。并且，在必要时须弃利而行义，“义”因而也是评判“利”的价值标准。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具体实践中，这样的义利观要求各国不得为追逐个体或局部利益而损害它国及全球层面的整体利益，不得通过转嫁危机来规避风险，不得为追求眼前的利益而牺牲人类长远的共同利益。
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期间，西方主要国家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政策，致使全球经济状况加剧恶化，极端民族主义思潮迅速蔓延，贸易摩擦逐渐转化为军事对抗，最终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类惨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在东亚各国均身陷货币大幅贬值的危局时，中国顶住国内出口下降、需求不振和失业增加的巨大压力向世界庄严承诺维持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并通过相关国际组织和双边渠道向泰国、印尼等受危机严重冲击的国家提供援助，为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的经济秩序和安全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利不悖义”的责任担当。
其次，以“亲仁善邻”的合作观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在区域层面的发展。先秦思想中不乏睦邻、友邻的相关论述。曾子有言，“君子义则有常，善则有邻”，指出了与邻为善的重要性；墨子宣扬“兼爱非攻”，坚决反对恃强凌弱。明朝初期更是将以德睦邻作为发展对外关系的主导方针。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了持续而深远的负面影响，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实施自利的量化宽松政策时，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并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旨在促进相关国家在政策、设施、贸易、资金和民心等诸多领域的互联互通，为周边基础设施落后国家提供建设资金支持，为全球贸易增长与经济复苏注入开放性和活力。中国以多边主义为依托践行利济天下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奉行与邻为伴的睦邻、安邻、富邻政策，这与19世纪美国以界定和宣示势力范围为动机在美洲推行“门罗主义”有着本质区别。在不断并行发展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下，中国开展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并积极推动区域间的深化合作，为有效全球治理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充分展现了中国“亲仁善邻”的大国风范。
最后，以“和而不同”的价值观调和全球经济治理中全球范围内的差异分歧。“天下大同”的崇高理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源远流长，然而此种“大同”是建立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基础之上的，对多元性的理解和包容与西方主要国家在推行其价值观的历史进程中执意坚持普适性的态度截然相反。正所谓和而不同，是为大同。“和而不同”绝非空洞的玄奥哲理或是妥协的权宜之计，它体现着对不同地区、国家和族群之间客观存在着的差异性的正确认识与充分尊重，是塑造和谐共生世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石。
正如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曾指出：“依靠资本主义发展则意味着我们将权力交给别人来决定我们的命运。”数次经济危机和转轨国家的经济衰败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力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及由其衍生而来的华盛顿共识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霾，西方主导的国际货币经济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条件性贷款因侵蚀受援国的经济独立和政治自主而饱受诟病。而中国则倡导一条“和而不同”的道路，2013年初，习近平主席在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演讲时明确重申，中国对非洲发放的优惠贷款是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帮助，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做出了重要表率。在亚投行筹备期间，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鼓吹中国试图在既有国际金融体系之外拉帮结伙、另起炉灶。事实上，中国发起成立亚投行绝非另起炉灶，而是为现存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添砖加瓦，以修正和完善不合理的制度规则。“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亚投行与西方主导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将在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基础上进行项目评估和贷款发放，它会充分考虑受援国的实际国情并对不同政治体制、宗教信仰、民俗文化给予尊重和保护，为各国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自主的路径选择，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和而不同”的恢弘气度，以及中国在外交关系上践行“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互联互通”、‘新安全观’、“正确义利观”、“亲诚惠容”的中国智慧。
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然而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水平却始终不足以与全球化的发展程度相匹配，这背后体现出全球治理智慧的稀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以及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制度话语权的日益提升，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必将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