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形容，长征是个谜。正是谜，而让人倾倒。
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连续5次印刷。次年在美国上市，迅速登上销售榜榜首。美国总统罗斯福读过后，数次会见斯诺，认为红军长征是一次“震惊世界的行军”。他们预言：“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
史沫特莱实地采访后感叹：“长征是革命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甚至“绝不仅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的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
半个多世纪以来，探寻长征意义，试图写出“全部史诗”者，来了一拨又一拨。
1981年7月，曾经担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写出《沿着长征路线朝圣记》，他说：“红军战士都有非凡的理想和抱负。他们全心全意为事业而战，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1984年，年逾70的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撰写出《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他赞叹：“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
……
的确，不管从哪个角度解读，长征都是伟大的。但也有些问题困扰着人们，必须作出回答。
疑问一：既然“跟着走”，政治信仰坚定体现在哪里
长征胜利数十年后的一天，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向其提问：“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回答：“跟着走！”作为最早的革命家之一，也是长征的亲历者，他没有谈到政治信仰。
2004年，新华社军分社与《北京青年报》联合开展大型系列采访活动“我的长征——寻访健在老红军”。采访涉及76位老红军。座谈会上有人提出疑问，一直讲红军是有信仰的队伍，为什么76位老红军没有一人讲自己因信仰参加红军和长征，而是强调自己为吃饭而来？
这是个必须辨析的重大问题。红军官兵若非因信仰而来，便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没有区别，也应了国民党的污称，“共匪”、“赤匪”，长征是“流寇”行为。推而广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其实没有跳出“江山轮流坐”的历史逻辑。倘真如此，伟大长征或长征精神也便成了“虚构”，甚至纯粹是为执政寻找法理和道义支撑。
红军长征的精神支撑是否来自于信仰信念？回答是肯定的。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3个以“万里”为计的活动：万里长城、万里丝绸之路、万里长征。3个万里中有“一个半”与信仰有关。“半个”是万里丝绸之路，当年敢于过沙漠，闯戈壁，越雪山者，除了为利益而来的商队，就是传播佛法的僧侣，所谓“丝绸西去，佛法东来”。“一个”是万里长征，在今天的云南迪庆和四川甘孜之间，有个叫香格里拉的地方，直线距离并不遥远，却横亘着连绵雪山，历史上靠双脚走过这段距离的只有两支队伍，一支是喇嘛教的僧侣，另一支是中国工农红军，二者都在追求自己的精神天堂。两支队伍相比较，红军队伍甚至比喇嘛队伍更富精神感召力，这也是天宝喇嘛脱去袈裟换上红军军装的原因。
认定红军的精神力量来自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佐证很多。瑞士籍英国传教士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中说：“许多报道因红军抓了我们这些人的举动，而将他们称为匪徒和强盗，实际上红军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他又说，“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张学良也说过：我告诉蒋介石，咱打不过共产党，他们人少，但每个加入者都知道为谁而战。这就涉及到信仰。
看一个政治集团是否有信仰，有3个要素：理论、领袖、追随者。
先看理论。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政党，因此有了“政治建军，思想建党”，进而产生强大的征服力。试想，若没有先进理论，在“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兵匪一家”的文化环境里，断不会出现江西兴国全县23万人中，有8万多人参军参战，占青壮年的80%，有的家庭兄弟姐妹全部参加红军。同样也不会出现斯诺所说：“千千万万年轻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
继看领袖。任何革命活动，一定存在孙中山先生划分的：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首义党员是灵魂，他们最能反映一个集团的品质，且决定着追随者的多寡。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或最早的革命者，很多是背叛自己阶级者，如果为了私利，便不会起来革命。比如，33岁就牺牲于革命事业的彭湃，他把自家的房契、地契一把火烧掉，将土地全部送给穷人。正是这样的伟大牺牲，及其背后的先进理论或伟大信仰，保证了共产党的领袖拥有强大的号召力。
再看追随者。没有信仰的队伍，一打就散，散后难聚，有信仰的队伍打散可以重聚，红军长征中有很多掉队者，远远地循着足迹前行。有信仰的队伍不轻易动摇，张国焘叛变革命后，受国民党指派搞策反，原本张国焘信心满满，结果未拉走一兵一卒，气得戴笠大骂其无能。为什么张国焘无力策反自己组织的部队？这就是理论武装与坚定信仰的作用。当大字不识的农民、俘虏过来的士兵，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便实现觉醒，进而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从此他们不再依附于单个人，而是信仰主义，追求真理。
有了信仰，就会创造精神的高地。在四川红原县与黑水县的交界处，有一座亚克夏山，海拔4800米，在北坡垭口，建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这里埋葬的是1936年红军长征牺牲于此的12名红军战士，他们的遗体在牺牲16年后被发现。可以说，这个红军烈士陵园不仅有地理上的高度，更有精神上的高度。试想，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平均每天一次战斗，每300米有一名红军官兵倒在前进的路上，如果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作支撑，断不可能完成这次“死亡行军”。如张闻天所言：“没有理想，不用说万里长征，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
回到前面的疑问。邓小平之所以讲自己“跟着走”，除了形象说法，主要因为长征初期的邓小平是顶着“右倾错误”的帽子，且没有担任高级指挥员。既然不是决策者或参与决策者，自然是跟着走。但从信仰信念的角度讲，他的坚守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行军战斗过程中，他克服困难，主持编印了两期《红星》报，向红军官兵宣传真理，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期间，每到一地都组织刷标语，向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如果没有信仰，便不会如此自觉。
疑问二：既然同为利益而战，何言红军高尚于旧军队
有人形容，红军长征是一次武装巡回宣传活动。的确如此，一路走来，只要是红军走过的地方，都会留下印迹——宣传标语。如果归纳分析标语内容，又会发现其中很多是围绕“吃饭”展开：“没饭吃的穷人快来赶上红军”，“不当挨打挨饿的白军，大家当红军去”……当然，最重要的“吃饭”还是“打土豪分田地”。
这就说明，红军最吸引劳苦大众的还是解决吃饭问题。“吃粮当兵”几乎是中国封建军队和军阀军队的宣传模板。显然，红军也没有超越这个模板，进一步说，红军也是为利益而来。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强调红军较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军队更先进？因为找饭中存在差异。
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更带有根本性，离开利益就要出丑，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任何政治集团都不可能回避利益，问题的关键在于为哪个阶级的利益而来，或利益与哪个阶级分享。
西方学者罗杰·霍华德的研究也关注了利益问题。红军“制定了在农村彻底消灭恶霸势力的纲领，烧毁田契和地契，分配谷物，解放被压迫妇女，召开群众大会，比较自觉地开展宣传反对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运动，使广大的农民都开始走上革命道路。”这已经道出问题的要害，红军争取的利益非小集团享有，而是归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因而红军被穷人称为“自己的队伍”。
中国历代封建军队都没有超脱小集团的利益，甚至是集团头子的利益。当年秦军横扫天下，是因为把奖赏与斩首数量挂钩。中外很多军队都是在攻下城池后，给官兵留出烧杀掳掠的时间。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进北京是这样，清朝的湘军、淮军和袁世凯编练的新军也是这样。曾国藩曾说，老九（曾国荃）拼命发财，少荃（李鸿章）拼命当官。天津小站编练的新军，甚至喊出：“吃的是袁大帅饭，为袁大帅打仗。”旧军队从来都是围绕小集团的利益，实行人身依附。即便到了民国，军阀混战，包括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阎战争，都是因自身利益展开。甚至到了事关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仍然无法超脱个人利益。丢掉东北的张学良强调的仍然是：“我去抵抗，受了损失谁来补偿？”
军阀维护自身利益，依靠的是人枪数量，打成光杆司令，利益便丧失殆尽，这一根本特点决定了不会有军阀真心与红军对决。广东军阀陈济棠明示，只要红军不在广东停留，他就一路放行，并且给红军提供情报。广西军阀白崇禧指示部属，与红军作战“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并且击小尾不击大尾。红军入川，如果川军真想打，“飞夺泸定桥”就成为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红军不管遇到多少挫折和磨难，最终走向胜利，这在党创建这支军队之初，向官兵注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确定自己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战，已经奠定坚实基础。因为，这让官兵内心深处生发出道德优势，进而产生不竭的精神力量，即使遭受再大挫折，最终都能战胜敌人，而不被敌人打倒。
疑问三：既然是生命相迫，何以证明“铁心跟党”是选择的结果
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既然根据地将要丢失，苏区进入白色恐怖，那么，留下就意味着死亡。因为那个年代的斗争，你死我活。国民党军队已经喊出“血洗苏区”“房子要过火，石头要过刀”，并且此前也是这样做的。第三次反围剿中，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的130名伤员，被国民党军队全部枪杀。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时留下来坚持斗争的瞿秋白、贺昌、刘伯坚都牺牲了。
正是这样的原因，有党史研究者假设，如果当时按照博古、李德的意见，将毛泽东留在苏区，长征与中国革命的结果都将改写。这就是说，跟着大部队走，即使再艰难，仍然生存概率更高，安全感更强。既然如此，何以证明红军官兵参加长征是“铁心跟党”的结果？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军队的性质宗旨加以认识。
如果比较红军与封建军队、军阀军队和西方国家军队的差异，最重要的应当是领导体制及其精神灌注。中国共产党创立这支军队之初，就将其纳入自己的坚强领导之下。三湾改编的重要成果是支部建在连上，要求做到班有党员、排有小组、连有支部，营以上设党委，与此同时设定了党委制、政委制、政治机关制度。由此，这支军队真正地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所以，铁心跟党拥有制度保证。
当然，强调红军长征是广大官兵“铁心向党”的结果，并不能仅仅从制度设计而来。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为了维护统治，也制定了一些制度，从北魏开始的保甲制，明代的连坐，这些措施也很有效，但这些制度都是落后的腐朽的，几乎彻底扼杀了一个民族的活力。所以，评价制度的先进与否，关键是赢得真诚拥戴，还是不得已遵守，是引来光明，还是走向黑暗。
红军官兵坚持党的领导，更有深层的动因。我们说，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拯救之力。拯救中国人民走出苦难的是中国共产党。其所以拥有拯救之力，因为领导者是有信仰的先觉者，因此让自己的队伍都觉悟起来。红军的领导者以什么来启蒙官兵？最重要的是推行“三大民主”：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是“三大民主”让世代受压迫者实现了精神解放，找到了自我，从此不再下跪。
正像一些老红军回忆长征所说，过草地时，后面的收容队已经不需要路标，因为循着牺牲者的遗体，就可以辨明路线。可以想象，没有坚定跟党走的信念，仅此就能摧垮很多人的意志。一个小宣传队员进入草地不久就病倒了，临终前对杨成武说：“我知道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希望党的路线胜利，革命快胜利。胜利后，如果有可能，请告诉我家里，我是为执行党的路线、为了革命的胜利牺牲的。”
有了红军官兵行为，也就有了斯诺的评价：“在疲劳已到人类所能忍受极限”的情况下，红军官兵仍能保持“经久不衰的热情，永不泯灭的希望和惊人的革命乐观主义”。当然，还是毛泽东讲得彻底，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疑问四：既然无处容身被逼迫，如何证明长征是战略选择的结果
红军长征有两个想不到：一个想不到，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再也没能回去。原本讲的是战略转移，是暂时的，因此有了《十送红军》中的“早回乡”。换句话说，红军已经不能在苏区生存，必须寻找新的容身之地，这就意味着转移不是“出征”或“征战”。
另一个想不到，最后的落脚点是万里之外的陕北。红军离开苏区后，一直想尽快找个落脚之地，毛泽东曾提出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去敌力量薄弱的贵州，遵义会议上作出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决定，再后来又考虑到中苏边境，依托苏联建立根据地，只是后来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陕北有个刘志丹，才决定去那里落脚。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红军长征到陕北，是中央和毛泽东确立北上抗日和战略决策的结果？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辩证思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只是看表象，即便红军不是蒋介石所丑化的“流寇”，至少是被逼着走，甚至就是李德在《中国纪事1932-1939》中所言：“就当时来说，其实没有一个人哪怕只是在梦中想到过要北上抗日。虽然抗日是主要的政治口号，但决不是党和红军领导者的军事计划。”
应当承认，长征不是提前设计好的，而是逐步发展的结果。红军长征备受挫折，但有一个魂从未脱离躯体，这就是红军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战的队伍，肩负着推翻三座大山，将中华民族从悬崖引向坦途的使命。这就决定了，红军一段的时期任务随时调整，但性质宗旨和根本目的不会改变。
当解决阶级矛盾是头等大事之时，与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蒋介石作战，就是核心任务，因此有了五次反围剿。当民族矛盾突出出来，那么国共合作就会应运而生。有了这样的规定性和本质特点，也就有了1934年7月15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即北上抗日的主张与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只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骨子里早有“攘外必先安内”，红军便不可能向北走到抗日最前线，而是先解决生存问题。想象一下，如果蒋介石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红军可能早就走上抗日战场，而不需要走长征的道路。
换个角度分析问题。长征中共产党下决心北上，应当是在华北事变后，也就是经过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逐渐清晰起来，特别是1935年9月18日红军占领甘肃的哈达铺，得知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遂决定去陕北。这期间还发生了中央与张国焘的北上还是南下的斗争。
但深入分析，则不难发现，正是有了“北上抗日”的旗帜，才有了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中的描述：“此时（1935年6月6日——笔者注）红军军心一致，坚信必可与川北红军徐向前部会合，而同时人人自信在天府之国四川发展，不但有无限之前途，而且可以由四川北出陕甘，可径与日本军队开战，实现共产党几年来抗日及收复失地之主张。”同样有了在达维会师联欢晚会上毛泽东所说的，“这次会师具有重大的意义”，由此决定了“中华苏维埃有足够的战胜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完成北上抗日任务的力量表现”。这就充分反映出上面讲到的两大历史任务的存在与交替。
正如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中说：红军官兵“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的观点更鲜明，“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
疑问五：既然十人剩一，怎敢言长征取得了胜利
中央红军出发时8万多人，到达陕北仅剩7000人，不到十分之一。从人数骤减来衡量，长征应当是失败的行军。然而，我们一再强调长征是一次伟大胜利，理由何在？先看一下各方面的分析。
1935年12月，毛泽东就此问题专门作答：“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一个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因此，“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对于数量多寡与胜败的辩证关系，稍加分析便可弄清。五次反围剿的敌我力量对比分别是，第一次2.5∶1，第二次6∶1，第三次10∶1，第四次12∶1，第五次5∶1，前4次红军胜了，后一次败了。这说明，胜利并不仅仅取决于人枪数量，还有指挥员指挥得当，官兵英勇顽强，不怕牺牲。
当然，最根本的胜利，在于对整个中国革命的实践与理论积淀，同时把毛泽东推到最高领导岗位。如果没有长征过程中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反思，就没有遵义会议的转折，没有毛泽东重回领导中心。或者说，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深刻认识，党和红军会继续受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要接受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李德的瞎指挥，红军注定失败。
我们不妨作些假设，王明如果不仅仅在思想路线上影响我党，而是具体指挥红军，那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左倾”冒险和教条主义会导致什么结果？一定不仅仅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马克思为什么提出革命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是因为那里有工人阶级，苏共走了“城市开花”革命道路，原因在于此。中国是农业经济社会，仅有一些手工业者，他们并没有经过大工业生产的锤炼，力量是很有限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员448万人，只有2.5%出身于工人阶级。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的社会，照搬苏联经验，中国革命不可能成功。
所以，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不能当作教条。但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这一点，后来受了损失，吃了苦头，才明白了。”“这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
李德显然也是属于教条主义的样板，这一点他本人有认识且承认。回到德国后，他在回忆录中说，西方的战法不一定适合中国，“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这说明，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谁结合好了，谁就能够领导中国革命，且取得胜利。
一个政治集团，即便是群龙，只要无首，都很难发挥应有力量，这个“龙首”不能自封，亦不能靠提拔，只能在能力素质支撑下冒出来。毛泽东被推到红军的最高领导岗位的意义和重要性，怎样评价都不为过。仅就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这一点，就无法化解。许世友曾经说过：“在党内，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既然如此，如果由张国焘掌握最高领导权，他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吗？显然不能，仅仅信仰信念和胸怀气度就决定了他做不到。毛泽东在红军长征前被剥夺了领导权，先后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苏区总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等职务，但他仍然忍辱负重，坚持带病走在革命队伍中。张国焘到了延安很快就叛变革命。中国革命史充分证明，选择毛泽东就选择了胜利方向。
再借李德的观点佐证。他认为：“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政治上看，长征仍然是中国红军的一次胜利。”长征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队的全体战士伟大的勇敢、坚韧的毅力和革命的热情的证明”。有了这样的证明，后来的发展也便有了底气，有了生发无穷的精神力量的源泉，这是弥足珍贵的。
疑问六：既然中央出现分裂，何言长征精神品质中包含“团结一心顾全大局”
毋庸讳言，红军长征中发生多次危机，有一次是自己造成的，这就是张国焘分裂中央的路线错误。这次分裂活动几乎葬送了红军，葬送了中国革命，其带来的危害十分巨大。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说，长征胜利得益于“团结一心，顾全大局”？是因为“历史由胜利者书写”？或者为了表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都不是，根本在于实质。
没有张国焘的错误，红军会保存更多实力，革命的进程或许加快。王明与张国焘谈话，他也承认自己“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争夺军事领导权”。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就是因为兵强马壮而挟迫中央，这和封建军队和军阀军队的拥兵自重有什么区别？既然没有区别，我们似不能再言“团结一心顾全大局”。所以作肯定回答，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从执行层看。红军官兵团结一致可谓感天动地，事例不胜枚举。如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所唱的歌曲《团结地久天长》：“一、二、四方面军的战友，终于汇聚一堂。往日的千山万水，阶级情深意长。”传教士薄复礼说：“感谢‘被捕’，我的心得到基督徒的爱。友谊和血的联结，超过世间一切”，“我们患难与共，我们共勉负责。为了那珍贵的互助，我洒下深情的泪珠！”更具说服力的是，在“肃反”扩大化中受伤害的指挥员，他们背着沉重包袱走在长征路上，即便这样，也没有动摇革命意志，宁可死在长征途中，也不逃跑，更不叛变革命。
从决策层看。与张国焘斗争的不仅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也有身在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刘伯承、徐向前，还有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以及从共产国际回国的张浩等人。当红二、六军团分兵北进时，红四方面军就会师问题在炉霍专门召开会议。徐向前明确提出，红军是一家人，以前和中央红军的关系没搞好，要接受教训。朱德在会师大会上说，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这些都反映出红军指挥员内心中拥有共同的价值观。
从事件的本质看。张国焘的确在分裂中央，但这时的情形与后来叛变革命，存在性质上的区别。也就是说，他打的旗号仍然是革命，为什么我们党将此定性为党内路线斗争，而非敌我矛盾？为什么后来张国焘到延安，中央领导层仍然给予尊重？道理即在于此。所以，索尔兹伯里说，“长征中没有任何革命领导人投敌”，这也很能说明问题。
从最终结果看。正是由于斗争，而使中央领导层或神经中枢在大浪淘沙中成长起来，这是极端重要的。毛泽东说过，长征胜利证明“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邓小平后来总结说：“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
综上，正是因为党内团结，官兵团结，因为各方面军指挥员的大局意识，党和红军才化解一个个危机，并取得最终胜利。
（公方彬 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