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继林为学员示教。资料图片
口腔医学专家周继林今年100岁了。她思维敏捷，表达清晰，微微一笑，脸上的皱纹就像湖面上荡开的水波。
这位百岁老人的一生和口腔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人评价，周继林是我国口腔颌面缺损修复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她1935年学习牙医专业，救助过抗日战场上的国民党军人，也医治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官兵。和平时期，她潜心钻研，为无数口腔患者解除了痛苦。
几天前，一位88岁的患者来看望周继林，称赞她“医德高尚，医术高超”。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轮椅上叙旧，就像多年的朋友。
抗日战场上的“医生姐姐”
1941年，中国抗日战场硝烟弥漫，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奉命在贵阳图云关一处山林里救治受伤抗日官兵。在忙碌的医护人员队伍中，有一名温文儒雅的女医生，她就是24岁的口腔医师周继林。
1935年，周继林考入位于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牙医班。1937年12月，日寇侵占南京，中央大学本部迁往重庆，所属医学院迁往成都。迁址后，牙医班由原来的两年制专科改为6年制本科。周继林毕业后留校任教，半年后被派往救护总队，为期6个月。
山林中，一顶顶宽大的帐篷里挤满了伤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面部受伤。在这里，周继林与同期毕业于牙医班、后来成为她丈夫的洪民携手，救治了许多将士，伤员们亲切地叫她“医生姐姐”。
“那时，颌面外科与修复刚刚起步，相关设备也很稀缺。”回忆起这段经历，已是百岁的周继林喜忧参半，“我和洪民虽然治愈了一部分伤员，但也有不少人没得到理想的治疗，他们失望的表情深深刺痛了我。”
这种刺痛，成为他们后来潜心研究颌面治疗与修复的强大动力。1946年6月，洪民和周继林同时被派往美国费城维利弗治总医院颌面中心进修，洪民主修颌面外科学，周继林主修颌面修复学。
在这所现代化的医院里，周继林和洪民利用一切机会观察和实践。当时二战刚刚结束不久，颌面中心收治了很多伤员，他们每天24小时守在医院里，随叫随到诊治病人，偶有闲暇全都交给了图书馆。久而久之，二人的眼界大开，医术大增。
为期一年的进修接近尾声时，周继林的姑父、长沙湘雅医院院长张孝骞劝说他们留在美国，并为他们找好了工作的医院：“你们晓得的，时下，国共两党军队正在酣战，到处是焦土废墟，医院也不太平，这些状况不利于你们的事业发展。”
然而，两人婉拒了张孝骞的好意。“姑父，您曾经建议我学牙医，现在证明这是一条宽广的路，您今天推荐的路同样宽广。”周继林感激地说，“可是，正因为中国现在千疮百孔，到处都是伤员和病人，我和洪民才决定回去。谢谢您为我们做了这么多。”
面对晚辈的婉拒，张孝骞有些遗憾，却更加欣赏。带着他的祝愿，周继林和洪民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让面容受损的战士过上幸福生活
1947年7月，夫妻二人如期回到祖国，就职于上海的国防医学院。一年多后，随着解放战争隆隆的炮响，上海解放的日子一天天临近。
1949年5月，国民党军队一面对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的攻势负隅顽抗，一面将网罗的各类人才送往台湾。洪民和周继林是上海著名的口腔科专家，又曾赴美国深造，因此成为国民党政府计划送往台湾的重点人物。
据周继林回忆，为了说服两人去台湾，国民党政府官员三天两头到他们位于上海淮海中路的家中游说纠缠。5月中下旬，不堪其扰的夫妻二人事先买好吃的用的，然后用木板和钉子把大门从里面牢牢封住，一封就是10多天。
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败退，洪民夫妇不堪骚扰的日子终于结束了。5月28日，天刚蒙蒙亮，他们打开门窗，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街道两边躺着数不清的解放军官兵，除了站岗放哨的，一个个枕着背包、抱着枪正在熟睡。
新生的人民政权十分渴求人才，上海解放后，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自为洪民签发委任状，任命他为华东军区总医院牙科主任，洪民欣然应允。就在华东军区总医院更名为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不久，周继林也受聘为该校牙科教授。
在这里，洪民和周继林成功地为一批批伤员进行了口腔颌面手术与修复，并将成立时仅有1张病床的牙科扩大为全国口腔颌面外科中心。这被认为是“中国牙科医学向口腔医学转变的标志”，结束了中国只有牙科门诊而没有牙科临床的时代。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大量志愿军伤员被送回国内治疗，其中有数量庞大的口腔颌面伤伤员。1954年6月，洪、周二人被医院派往位于辽阳市的解放军201医院，负责口腔颌面伤救治。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里的口腔颌面伤伤员不仅人数众多，伤情之严重和复杂，也远远超出想象。有的下颌骨被炮弹炸成粉碎性骨折，嘴巴合不拢，说话吃饭都困难；有的鼻子或耳朵炸没了；有的眼睛炸瞎了……
提起这些，周继林语气中充满了遗憾和惋惜。她知道，面部受伤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疼痛，还有心灵上的痛苦，有些面部受伤者，或怯于走进公共场所，或失去成家与工作的机会。
洪民和周继林一个负责颌面外科，一个负责颌面修复，共同努力为伤员减轻痛苦、恢复面容。周继林记得，有一个叫刘恩林的战士，耳朵和眼睛被炸伤，眼眶外翻，一度产生轻生念头。
洪民和周继林经过反复研讨、精心准备，为刘恩林实施了手术和修复。第一次解开头上的绷带，本已绝望的刘恩林露出了惊喜的神色，炸伤的耳朵复原了，赝复耳简直跟真的一样。第二次拆除绷带，外翻的眼眶基本恢复原状，赝复眼球也栩栩如生。
周继林说，几个月后，刘恩林高高兴兴地出院了，后来娶妻生子，生活得十分愉快。此后几十年，他经常来北京看望周继林和洪民。
“不挂专家号的名专家”
1958年夏，周继林和洪民同时调入解放军总医院。在这里工作的近40年间，他们不仅创建起完善的口腔科室，而且取得了一系列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
“乙状切骨原则”“颧颊沟成形术”……提起老师们取得的成就，解放军总医院口腔医学中心主任刘洪臣倒背如流。但让他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周、洪二人对待病人的态度。
一次周继林出门诊，中午12点多了，患者已经看完，但她还没有要走的意思。年轻医生们收拾好诊疗工具，想把她送走，但她坚持要再等一等，因为她得知还有一名外地患者坐火车来。直到快下午两点，患者才气喘吁吁赶来，周继林依然不紧不慢地问诊检查，直到完成诊疗。
“她对患者的情谊非常深。”刘洪臣说。35年前，周继林为一名患牙龈萎缩的患者做完手术，要求刘洪臣接手，并不时询问患者情况。直到现在，刘洪臣还在按照恩师的标准为这名患者进行治疗。
上世纪90年代初，周继林主动向医院申请，将自己的专家号全部改为普通号，最大限度地方便患者，被患者称为“不挂专家号的名专家”。1996年，年近八旬的她正式退休，但依然像在职时一样出诊、查房，无论风霜雪雨从不耽误，直至90多岁无法再工作为止。
周继林对学生的要求严格也是出了名的。外科临床部口腔科主任医师胡敏回忆，他做周继林的学生时，写论文要手抄，周继林要求只要有错误或有改动就要重新抄一遍，“一本毕业论文重新抄了十几遍才改完，抄得手上都起了包”。
几十年来，周继林和丈夫洪民为中国口腔医学培养了大批专家。今天的解放军总医院口腔科，有30多位高级职称人才、80多张床位、130多张口腔诊疗台，驰名海内外。
每逢节假日，这些学生会聚到周继林家里，给恩师讲一讲最近的变化。经历了百年风雨，周继林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看着这些年轻人一点点地成长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