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16年12月10日，江西省进贤县地税局第六分局工作人员走进企业宣传税收政策，帮助企业降成本减负担 万朝晖/摄
视角二：迥然不同的经济学学理支撑
首先，美国供给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供给侧，对供给片面强调，甚至主张与需求管理“彻底决裂”。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既不实行需求紧缩，也不放弃需求管理，而是强调在传统的需求管理还有一定作用和优化提升空间的同时，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着力改善供给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特别是通过改进制度供给，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构建、塑造和强化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其次，美国供给学派认为，增加生产和供给必须通过增加投资和劳动来实现，特别是投资的增加，而投资是储蓄的转化，所以产量的增长间接决定于储蓄量的高低，这一思路总体仍在需求侧“三驾马车”传统框架内形成学理认识，分析亦停留在对总量调控的思考层面。鉴于传统需求侧“三驾马车”框架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和出口的需求结构分析应传导、联通至消费、投资和出口的供给，及其所蕴含的由需求侧“元动力”引发的供给侧响应机制的更为展开的结构优化认知，正视如何针对相关的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处理好动力机制的优化问题，中国供给侧改革合乎逻辑地所强调的是解除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注重以中长期的高质量制度供给统领全局的创新模式，取代短期需求调控为主的凯恩斯主义模式，在优化供给侧环境机制中，以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市场空间，激发微观主体创新、创业、创造的潜能，提升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以释放潜力、激发活力托举新常态的经济社会“质量升级式”发展，从而稳增长、优结构、护生态、惠民生、防风险。
再次，美国供给学派的学理逻辑是在新自由主义取向下，认为增加政府支出会抑制储蓄和投资，从而不会增加就业和产量，扩大财政赤字支出还会导致货币供给量过多，物价持续上升，最后酿成恶性通货膨胀，所以应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推崇政府的无为。而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政府积极全面深化改革，学理逻辑是在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亦要求“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更为注重“有效市场”与“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既非要搞新的“计划经济”，也非将新自由主义中国化。这也就合乎逻辑地导向以政府理性的供给管理优化推动 “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的顶层规划的功能实现和合理运用产业政策，以利“守正出奇”地进一步释放微观主体潜力，激活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这些又必须对接党的十八大以来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的通盘部署，包括在供给侧已清晰呈现的制度供给路径，具体表现为从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市场体系、现代财政制度到现代政治文明所形成的逻辑联结。我们认为，供给侧改革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是问题导向下引领新常态的动力体系再造创新，是通盘规划的系统工程式全局长远创新，是以改革为核心、以现代化为主轴攻坚克难的制度供给创新。因此，比之美国供给学派，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是开阔宏大得多、不可同日而语的系统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