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出自《明史》卷《骆问礼传》，这是明人骆问礼上隆庆帝奏书中的一段文字。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穆宗皇帝接受言官们的意见，命诸政务面奏。当是时，骆问礼考中进士授官未久，职务也仅为从七品南京刑科给事中。给事中与御史皆属明朝的言官，上言本其所职，但是北京的言官们提出面奏之请则并非出于公心。在骆问礼看来，他们不过是惧天下后世之议，以此推诿责任而已。于是远在南京任官的骆问礼上书言及面奏事宜十事，其中第七事为“平好恶以作士气”，《明史》中将骆问礼这段文字总结为：“士习倾危，稍或异同，辄加排陷。自今，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众人言未必得，一人言未必非，则公论日明，士气可振。”
骆问礼的这份奏疏在当时及其后能够引起较大反响，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奏疏中敢于讲真话，而且提倡讲真话，建诤言。
在明朝历史上，明穆宗算得上是一位不错的皇帝，他的两位老师，一位是高拱，一位是张居正，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也都是适应社会发展的改革家。当时东南沿海“倭乱”，在戚继光、俞大猷等爱国将领的努力下，已经平息。北方则在高拱、张居正主持下调戚继光守蓟门，蒙古靼鞑部接受了明朝封号，史称“隆庆议和”。此后即有“隆庆开海”，适应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启了海上商业贸易的繁荣。而张居正改革新政的设计也正完备于此时。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明穆宗听取言官们的建议，命诸政务面奏，他当然希望能够听到来自各方面的真话。但是在骆问礼看来，事情并不在于是否面奏，而在于需要树立一种讲真话、建诤言的氛围。所以他在奏疏中说道：“一人非之不为逆，人所独见，众共是之，不为比，惟其当而已。”
骆问礼的这番话是实有所指的。明朝中叶以后，从社会到官场，流行一种应酬之风，与骆问礼同时代的吕坤，在他的《呻吟语》中曾经说道：“而今只一个‘苟’字支吾世界，万事安得不废弛？”官员们事事苟且，只顾在官场上钻营，谙知为官之道的潜规则；或因门户渐开，官居给事中、御史者，各有所主。所以后人评论说：“故其时不患其不言，患其言之冗漫无当，与其心之不能无私；言愈多，而国是愈益淆乱也。”当官不做事，或者唯唯其间，谁也不得罪，或者党同伐异，维护的只是一群人的利益，这也成为当时官场中的痼疾。
但是骆问礼却是一个不肯苟且的人，他敢于挑战皇帝权威，当张居正请穆宗皇帝大阅时，他出来反对，以为“非要务”，并因为多次与张居正牴牾而困于仕途不得升迁；他也从不随波逐流，当张居正死后备受攻击，众官员们唯恐被视为张居正同党的时候，他却以一首《哭张江陵》表示出对于这位改革家的崇敬：“宠眷三朝任重身，太平今古几元臣？沉沉伏马周墀静，蔚蔚虞罗禹服新。方进早除贤范远，祈奚内举圣恩频。凭云一洒臧孙泪，药石年来味始真。”他也不畏权贵，对于显赫的功臣之后诚意伯刘世延的为非之举，他毫不犹豫上疏弹劾；他更不因循当时官场当官不为官的风气，上疏弹劾福建巡抚涂泽民不职。骆问礼因每每直言，得罪皇帝身边宦侍而被贬谪到僻远的楚雄任九品知事。
如此看来，骆问礼在官场上确实显得有些不识时务，但是他的不识时务恰恰是因为有了那种敢于讲真话、进诤言的担当。只可惜在当时官场中，像骆问礼这样的官员实在太少了。
骆问礼在官场位终于湖广（今湖南、湖北）按察司副使，并无显赫地位，但是他的这份奏疏却不仅收入《明史》本传，而且当明末陈子龙等人修纂《皇明经世文编》的时候，这份奏疏也被全文收入，成为传世的经世之文。
今天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广大知识分子要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多作贡献，对国家大事，树立起“惟论是非，不徇好恶”的担当精神。这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期望和要求，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