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差地别”的结果
在记者的走访中，除了极少数的严重事件，在大多数时候，校园欺凌够不上违法犯罪的标准。
倪安伟举例说，在一个班级里，几名有号召力的孩子联合起来，不许其他同学与李同学交往，这些孩子违法犯罪了吗？大家一起用难听的绰号称呼李同学，这些孩子违法犯罪了吗？大家偷偷撕碎李同学的作业和课本，让李同学有口难辩甚至被老师责骂，这些孩子违法犯罪了吗？大家在李同学的衣服上画乌龟、散布关于李同学愚蠢的谣言、画李同学的丑陋漫画在全班传阅，这些孩子违法犯罪了吗？
答案显然是“没有”。然而，这些都是倪安伟接触过的受欺凌者的真实遭遇。
“虽然这一切会让李同学痛苦，生不如死，觉得仿佛生活在无人支持的地狱中，但没有人会觉得这些孩子犯错了，校长和老师的态度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管可不管，只要防着孩子不要在学校里跳楼自杀就行了。”倪安伟分析说，“于是，那些被惯坏了的熊孩子越发有恃无恐。他们会认为，反正没有人会管，撕李同学的课本无所谓、孤立嘲笑李同学也无所谓、往李同学的杯子里丢粉笔也无所谓，那么，把李同学带出去打一顿，让她吃泥巴、吃头发，大概也无所谓吧。”
如果回应不是冷漠而是关注呢？结果可能是天差地别。
“他们随意撕我的作业本，围在一起做出拿凳子砸我的动作，只希望听到我恐惧的尖叫。拿我的衣服擦被他们踩脏的东西，甚至通知我放学之后要揍我一顿，让我不得不每次放学回家都提心吊胆将自行车蹬得飞快……太恐怖了。”目前正在北京读研究生的陈染，在回忆起上中学时遇到的校园欺凌，说起来已经很平静。
在陈染看来，这种来自顽童的恶意最是恐怖，因为他们根本分不清什么是戏谑和残忍，“我那时候感觉自己快活不下去了，因为我知道，我就算把这些事情告诉了家长老师，他们能给的也只有警告和一些于事无补的惩罚，这些结果都只能让那些欺负我的同学变本加厉地伤害我。而我面对人格尊严的伤害时，能做的只有等待。我想过拿刀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但是我很清楚这样我这一辈子就真的毁了；我也确实曾经割腕自杀，但是后来浅浅划了几刀又放弃”。
幸运的是，陈染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当时我无心读书，理科可以说是差到极点，在极其注重升学率的学校，我本该是被放弃的那一批，可是我的老师并没有漠视我。他知道我的情况后，先是找来了那些同学的家长，跟他们讲述了事情的严重性，并且给予他们警告。然后将我调为学习委员，开始管理班上的一些事情，让我在那些同学面前有一种十分被老师信赖的感觉，那些同学对我的态度开始慢慢变化”。
两年后，陈染将毕业成为一名老师，“我会努力做一名好老师，我会像我曾经的班主任一样，关注每一个孩子成长。说句听起来有些官方的话——拒绝校园暴力，从我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