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上红科乡，一位男子在屋外清洁毯子。他和母亲、妻子、孩子一起生活。妻子德吉说，她和婆婆都患有肝包虫病等多种疾病，家里也没有牛羊，主要靠丈夫上山挖虫草生活。
5月29日，达日县民族小学门口，接孩子的父母。临近儿童节，孩子在准备节目。
5月10日，达日县上红科乡，坐在太阳能光伏电池板系统上玩手机的青年人。
5月8日，达日县上红科乡政府，各村来领取发放给贫困村民的粮食。
5月30日，达日县吉迈镇扶贫联社，龙才村32岁的泽叶在翻晒牛粪。
5月9日，上红科乡，16岁的尕桑。他初中毕业后留在家里，靠挖虫草赚钱。
5月5日，达日县上红科乡尼勒村，23岁的依依和母亲参洛在借住的房子前。他们原本住在特根村的帐篷里，现在依依在乡上做司机，母子俩借住在亲戚家。
医生相智拉开乡卫生院的窗帘，那些因缺电而闲置的仪器上就有了阳光。
6月1日，达日县，工程队正在修建达日至玉树公路，达日县是这条全长447公里的公路的起点。对许多当地人来说，公路代表着外面的世界。
这是一个烈日和雪花可以共存的地方。
5月初，我从北京来到青海，开始在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上红科乡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扶贫蹲点采访。
从西宁市去往上红科乡的路上，车窗外的高楼渐渐被此起彼伏的山峦和望不到边际的土黄色植被替代，不时会遇到各种颜色的经幡。在这里，你似乎可以听到大地的心跳。
广袤的高原上只有一条公路，只能同时容下两辆车并行，呼啸着来来往往的大多是货车，几乎紧贴的车距和高发的车祸也没有使相向而行的车辆减速。在有些当地人看来，每辆满载货物的车子都是拉近大山深处和城市间距离的希望。
从西宁出发，需要先开六七个小时的车到果洛藏族自治州，之后行驶3个小时到达日县城，再经过两个多小时才到达上红科乡。特根村是这次蹲点的主要村落，从乡上到那里还需要3个小时。越往下走，路越坑洼，车越颠簸。
上红科乡位于达日县南部，平均海拔4520米，据果洛州政府网站，该县少数民族居民比例达90%以上。上红科乡主干道上除了几间小卖部、修车店、小饭馆和村民们的住宅，似乎便再也没有什么了。这里没有娱乐场所，乡亲们眼中最时髦的应该就属一间音像店了。十多平方米的小店同时经营零食和日用品，一面墙上摆了几排花花绿绿的碟片。除了佛经，《少林寺》《成吉思汗》《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等汉藏双语的影片都很畅销。
乡上没有通往外界的公交车，如果要出去，多数人是靠搭车或几个人凑钱拼车。乡上有的老人从来没有踏出过这片草场和雪原。
摩托车是这里最流行的交通工具，上到年过六旬的老人，下到十一二岁的孩子都喜欢驾驶着摩托车在乡上为数不多的几条街道上飞驰。一路上扬起的滚滚尘土掩盖不住车身上五颜六色的灯光和劲爆的音乐声。车上的年轻人随着节奏摆动着，他们留着入时的发型，宽松的深红色藏袍下是印有骷髅形象和夸张英文字母的T恤，手腕上的佛珠和脖子上的金项链上下晃动。车上的音响中循环播放着佛经，也有混音版的传统民谣和网络流行歌曲。这里的手机信号不是很通畅，年轻人可以清楚地记得信号覆盖到哪一段桥和路。
这里的人们似乎都彼此认识，即使一天中会见好几次面，隔着大老远也还是会打招呼，不用担心像在大城市那样，每一副躯体都在低头看着手上的屏幕或是思考着生活中的琐事。对外来人，他们也都会笑脸相迎。
这里的村民用电大多依靠自家的太阳能光伏电池板，白天储存电能，晚上可以供电用来照明。有时运气好，电量充足时可以看上一会儿电视。村民们说，太阳能光伏电池板老化很快，不稳定，受天气影响大，大一点的家用电器还是用不起来。
上红科乡也没有通自来水。虽然政府开凿了深水井，但是因为没有电，带动不了抽水泵。有条件的牧民会用小型汽油发电机发电抽水，许多牧民则选择到河里打水。
在乡上唯一的卫生院里，32岁的医生相智拉开窗帘，让更多阳光洒入屋内。远程医疗协作设备、B超仪、分析机……各方捐赠的崭新仪器被盖上薄布，静静摆在桌面。就连电脑也只能黑着屏幕，开方取药需要用笔在纸上记录。相智说，因为电力不够，这些仪器没有办法使用，已经成为摆设。
相智在这里已经待了4年。病房里坐满了来自各个村子的病人，人手并不够用。这几年卫生院招聘医务人员，但由于海拔高、环境恶劣，没有太多学医的年轻人喜欢到这里来工作，有的来了几天就申请调换工作单位。这样的情况不仅出现在这所卫生院，也出现在乡政府和乡上唯一的学校。
在北京，这个季节已经有接近30度的高温，但我在上红科乡的大多数时间里，还是需要穿羽绒服、烧煤块生火来取暖。刚从城市来到这里的人，也许会感到一些新奇，而时间长了，内心里更多的是一种宁静。
为期一个月的蹲点采访结束时，我请人为自己在乡上拍了一张照片。背景里米黄色的红瓦平房和白云蓝天，让我揣测这里若干年后的样子。
在一次活动上，一位同行讲，“也许并不是他们选择了贫困，而是贫困选择了他们”。离开的路上，车窗外，熟悉的山脉连绵闪过眼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