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0日至11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越南岘港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出席会议，这是十九大后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出席重大国际多边会议。
回溯过去，自1993年至2016的20多年里，中国领导人出席了历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就全球及地区形势、亚太区域合作、APEC愿景等重大问题阐述看法和主张，为历次APEC会议的成功发挥了积极、建设性的作用。
中国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就如何推进APEC发展提出了中国方案。在2001年上海举行的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14年北京举行的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分别出台了《上海共识》、《北京纲领: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APEC领导人宣言》及《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等重要文件。在2013年的APEC巴厘岛会议上，中国提出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路线图。在2014年的APEC北京会议上，中国主张打造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并首次提出实现共同发展、繁荣、进步的亚太梦想。2014年APEC北京会议还历史性地启动了亚太自贸区进程。在2016年APEC利马会议上，中国提出“四个促进”和四个“坚定不移”，呼吁发挥亚太引擎作用，推动发展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四个促进”即促进经济一体化，建设开放型经济；促进互联互通，实现联动发展；促进改革创新，增强内生动力；促进合作共赢，深化伙伴关系。四个“坚定不移”则是坚定不移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坚定不移提升亚太开放型经济水平，坚定不移破解区域互联互通瓶颈，坚定不移打造改革创新格局。
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在国内外多个重要场合，进一步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赞誉和认同，对于APEC的发展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国还推动在华设立了APEC电子商务工商联盟、APEC科技转移中心，APEC中小企业服务联盟、亚太财经与发展学院、APEC技能开发促进中心、APEC高等教育中心等机制，从而将自身发展与APEC发展进行了有效的对接。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出现抬头之势的情况下，中国对APEC的支持和推动无疑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展望未来，APEC的发展将主要取决于以下三对关系。
一是对“APEC方式”的坚守和对“APEC方式”进行改革的关系。毋庸置疑，自APEC成立以来，强调各方协商一致和自主行动的APEC方式一度促进了APEC机制的发展。这种方式充分照顾了APEC成员在经济发展理念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性，保证了各方参与APEC的舒适度，但正如亚太地区讨论安全议题的主要官方多边机制东盟地区论坛（ARF）一样，过于强调舒适度就容易导致效率的缺失。但如果加强约束力，又有可能影响各方参与的意愿。当务之急是对APEC方式进行必要的、适度的改革。特别是APEC成员中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能就约束的标准问题达成共识，特别是约束条款不能只针对发展中国家；
二是建立亚太自贸区的愿景目标与地区内既有次区域合作安排或双边自贸协定之间的关系。建立亚太自贸区是得到多个APEC成员认同的APEC远景目标和未来合作的主要方向。但此目标要想实现殊为不易。目前，APEC在实现包容性增长方面的合作仍较为分散，缺乏妥善的协调。APEC至今仍缺乏一个能够促进经济、金融和社会包容性发展的全面政策，而经济、金融和社会三个方面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目前，APEC成员之间更多生效的是各种次区域合作安排或双边自贸协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APEC成员对该机制的作用期待有限，投入的意愿和动力不足；
三是妥善处理APEC框架内经济议题与政治、安全议题的关系。近年来,APEC的议题中逐渐纳入了诸多原属于政治、安全领域的内容。使得APEC开始出现泛政治化的态势。从APEC的长远发展看，APEC不应向成为一个包容所有政治、安全、经济及社会发展议题的庞大组织方向发展，这样做不仅悖离APEC成立的初衷，也超出了APEC的承载能力。特别是朝核问题等地区热点列入APEC议程，极有可能加剧成员之间的分歧，使得APEC面临涣散和分裂危险。鉴于APEC成员国目前主要面临的是恐怖主义、金融风险、自然灾害及大规模流行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APEC成员可在APEC框架内围绕非传统安全问题加强协调合作。在任何情况下，不要让大量非经济议题干扰了APEC成员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关注，以及影响各方在此方面做出相应的投入。
归根结底，APEC能否有光明的前景，取决于所有APEC成员的共同努力。中国既是APEC发展的见证者，也是APEC的有力支持者，同时也有信心和能力继续成为APEC发展的主要推动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杨丹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