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近20年里，贸易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被关注的话题。尽管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下都作出改善中美贸易逆差的承诺，显示了中国的坦诚与合作。中国的努力并没有改变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贸易报复的决心。3月22日，特朗普签署了对500亿美元中国进口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的备忘录，同时表示限制中国在美国投资。中国和美国都是世界性大国，分析中美摩擦的起因和影响以及应对，不能局限于一时一事一隅。
长期以来，美国外交传统被固化为“国际主义”和“孤立主义”的二元对立。因此，特朗普的“乖张”与“不羁”，人们认为这是回归“孤立主义”。笔者认为， “国际主义”抑或“孤立主义”是美国外交的表象，要寻根溯源其逻辑与原则。美国著名外交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概括了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四大原则：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其分别代表了美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美国历史上的传教士精神，高度珍视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人民主义传统。这四大原则交织在一起，彼此影响。汉密尔顿主义者眼中，贸易是双活动，因此，外交政策传统包括这样一些内容：自由贸易、门户开放、资本自由流动；在国外支持民主，这既是美国的道义责任，也是美国的实际需要。威尔逊主义者与汉密尔顿主义者在国际秩序存在一致：他们都致力于国际秩序的建立，在国际秩序遭到破坏时，毫不犹豫地诉诸战争。杰弗逊主义者认为，外交政策要严格界定美国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政策不能以牺牲国内民主为代价。杰克逊主义者认为，美国只有依靠军事实力才能捍卫自己的安全，但他们坚持在战争进程中格守承诺和战争法则。
鼓吹自由贸易、支持民主发展，稳定国际秩序以及军事手段，构成了美国对外行为的组合拳。对外贸易，在华盛顿的观念中，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也在国内政治范畴之内，甚至还是一个可以随时被高度政治化的问题。因此，面对中国，乃至传统盟友在维护现有国际自由贸易机制的决心，特朗普仍然一意孤行，我们要更加关注的是，美国国内诱发和推动发起贸易摩擦的结构性体制，而不是仅仅停留聚焦特朗普“出身商人，以高要要价迫使中国让步之策略”的刻板观念。
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思潮与互联网加速催化了资本的跨国流动。放弃政府经济管制、自由化和私有化——构成西欧各国和美国经济政策的战略工具，这些工具被新自由主义纲领推崇为国家意识形态，也成为国际秩序的“建制”。资本跨国流动所产生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影响甚至超过了人们良好初衷。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一直鼓吹放任经济的西方发达经济体也难善其身。在危机中，维护现有世界经济体制所需的国际公共产品，是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承担。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不约而同诉诸建立壁垒的保护主义。在此背景下，强调国内事务优先的特朗普入主白宫，也在情理之中。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的“出言不逊”，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美国急切摆脱冷战以来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束缚的“反建制”倾向。
特朗普口无遮拦的风格，此前多次让行政部门措手不及。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四大机制覆盖元首到政府行政部门多个层次。面对贸易战和“台湾旅行法”，北京是否还有信心坚守对话机制？在大国外交层面，美国是中国外交的优先项。但是，特朗普没有理解，元首之间的对话共识转化为实际政策，必须要经过政府多部门协作的政策制定流程。具体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两国对等级别行政部门的谈判与磋商。与历任美国总统相比，截至今日，特朗普仍没有建立完整的执政团队，国务院等部门的重要位置仍存在空缺。更糟糕的是，其执政团队仍然不稳定，国务卿、国安顾问等阁员离职“莫名其妙”。因此，中美之间的对话与谈判，中方很有可能质疑美方的可信度，心存“找谁谈，谈过后签字之后算数吗”。
1990年代初西方国家集团制裁中国。然而，中国坚持开放的态度，并最终成功加入WTO，从根本上瓦解了西方制裁的合法性和效力。与当时相比，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意志和手段都有长足进步。特朗普主动退出诸如TPP这样的多边贸易机制，是基于美国单方面无法面对同时来自多个利益相关方牵制。在双边磋商中，目前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没有能力与美国平起平坐，因此，华盛顿更容易主导谈判进程。中国是否应考虑北约成立时的 “按住德国，留着美国，挡住俄国”的策略，利用好现有的国际多边贸易与经济机制，牵制美国，减轻自身直面的压力。
目前，“美国衰落并行中国崛起”的焦虑是美国政界、学术界和主流媒体的共识。高技术产业能力是国力崛起的重要象征。因此，中国提出的放松高技术出口管制平衡贸易逆差根本不会被美国政策制定者接受。中国越是强调美国放松出口管制，反而强化了美国的“战略焦虑”。高科技发展关乎国运，只有建立在自身发展才有未来。面对美国收紧高科技类的技术与产品的出口，这在潜在上是美国让出高科技产业的海外市场。对此，中国要鼓励和扶持现有或者未来几年里可以替代美国技术与产品的相关产业集体“出海”。在世界更多地区，建立稳定的客户群体，以高科技产能输出，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从而形成中国制定的技术与行业发展标准。
王沛然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法学部博士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