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提出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以来，媒体融合发展逐步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初步融合阶段迈向“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深度融合阶段。如果说媒体融合发展初期尚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进入“深水区”的媒体融合发展实践则迫切呼唤前瞻性理论指引。
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媒体融合发展的理论构建还不能适应媒体融合发展实践的需要。媒体融合发展时代，媒介技术和媒体形态的“裂变式”迭代，导致新闻学研究明显滞后于媒体融合发展的现实，业界“领跑”、学界“追赶”成为媒体融合发展研究中的突出问题。理论构建的滞后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基本概念混淆。诸如渠道与平台、媒体融合与媒介融合、新兴媒体与新型媒体等表述相近的概念经常随意混用。大量涌现的新概念，很多是媒体基于自身的传播经验创造的，缺乏严谨的学理论证。又如，融合内涵不清。把媒体融合简单理解为渠道拓展、平台相加的“扩容增量”行为。还如，融合目标模糊。由于没有在理论上建构起分阶段、多层次的目标体系，导致一些媒体盲目实践，为融合而融合。媒体融合发展理论构建的滞后，制约着媒体融合发展的深度，甚至影响着媒体融合发展的方向。
实际上，目前构建媒体融合发展理论的条件已经比较成熟。首先，媒体融合发展的理论地位已稳固确立。媒体融合发展是为数不多的上升为传媒顶层设计的学术概念。这意味着媒体融合发展的理论地位在国家战略层面获得高度认可，相关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这为媒体融合发展理论构建提供了难得机遇。其次，媒体融合发展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积累都已经达到一定“阈值”。从实践探索看，无论是媒体融合发展的大量成功案例，还是实践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都为理论构建提供了强大动力。从理论积累看，我国学界历经10余年的相关研究，已经具备了提炼规律性认识、推进理论系统化的基础。最后，媒体融合发展的学术对话平台不断增加。各种媒体融合发展论坛、媒体智库为学术对话提供了良好平台。通过学术对话实现经验分享和思想碰撞，为理论构建夯实了基础。当前，构建媒体融合发展理论，应注意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为掌握媒体融合发展主导权和话语权筑牢理论根基。“谁主导，为了谁”是媒体融合发展中的核心问题。构建媒体融合发展理论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媒体融合发展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防止用互联网的技术逻辑和经济逻辑冲淡媒体融合发展应有的政治逻辑。要充分发挥理论的“赋权”功能，从学理上论证媒体融合发展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归属问题。
坚持中国特色，为形成中国风格的媒体融合发展理论搭建学术框架。媒体融合发展作为当下我国新闻界最鲜活的实践，其相关理论研究无疑是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前沿课题。丰富媒体融合发展的理论内涵并使其系统化，建立植根于中国土壤的媒体融合发展话语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深刻认识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的特殊性，在理论构建上始终坚持中国特色。我国的媒体融合发展逻辑与西方存在很大差异，理论构建应围绕融合性质、融合内涵、融合动力、融合目标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通过理论辨析讲清楚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的“个性”，彰显鲜明的中国风格。比如，在融合内涵上，西方媒体侧重于传播介质、传媒资本融合，我国还涉及组织机构、体制机制融合；在融合规模上，西方的全媒体实践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传媒巨头，我国则从国家战略层面统筹规划，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媒体都参与其中；在融合目标上，西方以媒体的商业价值实现为主要诉求，我国则以提升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构建现代传播体系为目标。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的实践没有先例可循，这决定了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理论的构建必然是开创性的。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媒体融合发展的实践路线提供思想地图。在媒体融合发展中，尽管各类论坛为学界和业界创造了对话平台，但二者之间的思维壁垒还有待进一步破除、联系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媒体深度融合有赖于学界与业界的深度互动，媒体融合发展理论的构建也有赖于研究者、管理者、从业者等主体的共同参与。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学理性思维和实践性思维的贯通互补中，由学界业界共同参与媒体融合发展理论的构建。理论不是对实践的简单回应，而应扮演“诤友”角色，用批判性眼光瞄准媒体融合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以理论思辨推动实践改革。理论还应有一定的超前性，成为“站在实践肩膀上的眺望者”，使自己既是以往媒体融合发展实践的高度概括，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媒体融合发展的现实情境，为未来媒体融合发展指明方向。
（作者单位：人民日报社研究部）
《 人民日报 》（ 2018年05月28日 1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