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按语：《资本论》提出，在产业革命和机器大工业崛起之后，以生产力进步为前提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便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这意味着，剩余价值的增长是和生产力进步携手并进、合二为一的过程。在这里，马克思不仅论证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合理性，而且也对市场经济一般所具有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动态效率提出了系统化的说明。和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资本论》不仅试图解释市场经济的效率，而且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上，解释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和由这些矛盾造成危机的趋势。因此，《资本论》的思想既有助于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有助于认识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资本论》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资本论》解释了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及其历史合理性
恩格斯在回顾和总结马克思的理论时提出，马克思毕生有两大贡献，一是提出了唯物史观，二是发现了剩余价值论。马克思的这两大贡献是一个有机整体，这种整体性或内在联系具体地体现在其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上。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的首要任务，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提出一个解释。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通过缩减劳动力价值实现的，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前提是通过提高生产率降低消费品的单位价值量。依照马克思的论述，全社会生产率的普遍提高，是以个别部门的先进企业率先实现生产率进步为前提的，这些先进企业为此将取得超额利润，并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部门内的其他企业迫于压力，也会采纳同样先进的技术。这一过程若普及开来，就会造成全社会所有部门的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单位价值量下降，从而削减劳动力价值，提高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率。
当马克思提出生产剩余价值的主要方法不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而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他事实上强调了这样一点：在产业革命后形成的新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剩余的增长和生产力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互为前提、合二为一的过程。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经济制度，它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势将“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依照马克思的这一理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主要体现于接纳技术创新的能力，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注重的资源配置的静态效率。
需要强调的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的这个解释，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且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实际上是对市场经济在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上的作用的解释。这是因为，第一，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以企业间的充分竞争为前提，公有制企业完全可以和私有制企业一样，富有成效地参与这种竞争；第二，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企业不以过度剥削为手段获取剩余价值，而是将剩余价值的增长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这一点和公有制企业的目标模式是一致的；第三，剩余价值的阶级属性一方面取决于其归谁所有，另一方面要看其如何被利用。只要能将剩余价值尽可能地转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就为在市场经济中实现按劳分配创造了条件。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居于极端重要的地位，它事实上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上，派生出一系列充满张力的社会经济过程和现象，在分析这些问题时，马克思提出了他所谓“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见解。首先，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包含着工人实际工资提高的趋势。由于消费品的单位价值量因生产率提高而普遍下降，在货币工资率没有随之等比例下降时，造成了实际工资率增长的可能性。这样一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就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因为它从资本家个人追求剩余价值的贪欲出发，最终达到了促进社会生产力进步、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以及提高全社会剩余价值率的结果，也就是说，最终提升了全社会的利益。不过，我们在此也不应无限夸大这种类比，正如下一节还要提及的，在马克思那里，剩余价值最大化和生产率进步虽然最初是并行不悖的，但最终会加剧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为危机的形成铺就道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又指出了“看不见的手”原理或市场的自我调节的根本局限。其次，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机制要求将增长建立在科学技术创新的基础上。马克思写道：“于是，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釆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知识“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的观点。这些观点是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先驱。最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必然造成再生产劳动力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递减、剩余劳动时间不断增长的趋势。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条件下，“生产某种物品的必要劳动量会缩减到最低限度，但只是为了在最大限度的这类物品中实现最大限度的剩余劳动。第一个方面所以重要，是因为资本在这里——完全是无意地——使人的劳动，使力量的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这将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由此就引申出一个重要观点，即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为生产的自动化铺就了道路——“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与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病理学分析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在多大程度上将剩余价值的增长和生产力进步结合在一起，从而证实自己的历史合理性，取决于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涉及积累自身的环境（利润率是其主要表征）、与积累和竞争相关联的制度因素以及科学技术知识存量的增长。笔者将这些条件分别称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经济条件、制度条件和技术条件。当这些条件不能匹配的时候，剩余价值往往难以充分用于积累，生产力的发展也就受到阻碍。
科学知识存量的增长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源泉。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技术前提，不是泛泛地来自一切科学，而要受到一场技术革命带来的技术轨迹的约束；技术革命以及相应的技术—经济范式有其自己的生命周期，在其生命周期的前期和晚期，技术进步的性质和投资于创新的机会存在明显的区别。这些现象对处于不同时期的资本积累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而言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与竞争和积累相关的产权、投资、金融等各项制度，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也起到促进或妨碍的约束作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实现取决于企业之间开展竞争的程度，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这种竞争的压力是如此巨大，资本家为此必须尽可能地将剩余价值用于生产性投资。美国历史学家布伦纳在比较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经济时正确地指出：“资本主义唯独在西欧得到成功的发展，这是由阶级制度、产权制度、剩余榨取制度决定的，在这种制度下，剩余榨取者为了增加剩余而被迫采用的方法，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尽管并不完美——与发展生产力的需要相适应。把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开来的，在于资本主义要求那些控制了生产的人主要通过增加所谓相对的、而非只是绝对的剩余劳动，来提高他们的‘利润’（剩余）。”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剩余价值转化为生产性投资和创新会因各种制度的存在受到消极的影响。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所谓金融化。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是一种制度现象，它首先意味着，在金融资产部门存在着具有租金性质的超额利润，它吸引了在实体经济部门的过剩资本；其次，它意味着经济增长日益依赖于从股票到房地产部门的金融资产泡沫的发展，这给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再次，它还意味着劳动力再生产的金融化，在医疗、养老和教育等各类项目上，劳动力再生产都变得高度依赖于金融资本和资本市场。资本积累的金融化使剩余的获取脱离了生产，甚至以榨取劳动力价值作为利润的新的来源，从而在根本上破坏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实现机制。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还受到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积累环境——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经济条件——的制约。《资本论》分别从两条路线讨论了这个问题。在第一条路线上，马克思指出，技术进步在长期内推动了资本—劳动比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从而带来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在第二条路线上，马克思分析了资本积累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在中短期等各种时间框架内都适用。马克思将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界定为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从长期来看，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恶化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带来的利润率下降有关，但在较短的时间框架内，因投资和消费不足引起的产品实现困难就足以解释这一矛盾的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排除垄断和对落后国家的贸易，那么产品创新——也就是创造一种新的稀缺——就是摆脱这一困境的最佳出路。
最后还可指出的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不仅是解释成熟或发达市场经济的理论，同时也是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就是要设法保证这里所讲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从而推动剩余转化为生产性投资。如果不能兑现这三重条件，剩余转向金融资产泡沫和奢侈性消费，生产力就无从得到发展，市场经济也无法表现出动态效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所面临的这三重条件的约束，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是难以克服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凭借党的领导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可以更好地发挥国家的作用，在调节奢侈性消费的同时，确保全社会剩余转向生产性投资和创新，最终实现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按劳分配。
《资本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资本论》的深远意义首先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关于市场经济动态效率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只要具备相应的条件，市场经济的运作将服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逻辑，生产力也将得到巨大的发展。其次，《资本论》对市场经济的病理学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市场失灵理论，这为理解国家的作用、进而为构建一个国家的经济理论作了必要的铺垫。在此意义上，《资本论》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且有助于认识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光明日报》（ 2018年06月05日 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