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农民日报7月2日刊登通讯：梦开始的地方——学访习近平“三农”思想的浙江实践
农民日报记者 何兰生 徐恒杰 江娜 蒋文龙 孟德才 朱海洋
壹：序章
5月11日，浙江省淳安县下姜村粉墙黛瓦、曲径清幽。村民姜祖海开的“望溪”农家乐，笼在丝丝烟雨中，更添江南况味。
“下姜村，梦开始的地方。”这句旅游宣传语，刻在了村里的显眼地方。今天的下姜村，“农家乐，民宿忙，游人如织到下姜。”一个人口不到800人的小村庄，今年前五个月，接待游客超过8.5万人次，同比增长150%，2017年全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7045元。
而就在15年前，下姜村也有一句歌谣：“土墙房，半年粮，有女不嫁下姜郎。”彼时，让下姜村远近闻名的是贫穷、是落后、是污染。
转折点发生在2003年4月24日。
这一天，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乘车从淳安县城颠簸了60多公里的“搓板路”，又坐了半小时轮渡，再绕100多个盘山弯道辗转来到下姜村。
“当时，习书记就给我们讲绿色发展理念，就是在我们下姜村，因为靠近千岛湖，习书记说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水’这句话。”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下姜村老支书姜银祥依然很兴奋。
如果说，2003年的下姜村是“两山论”的早期萌芽，那么，2005年的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则是“两山论”公认的发源地。
5月9日，记者走进余村的村级电影院，那里正在播放着一段珍贵的影像资料：2005年8月15日，在余村狭小炎热的村委会会议室里，听到干部汇报说关停矿山、水泥厂，村级经济与百姓收入出现下滑以后，习近平同志面容温和、语气果断，说出那段深远影响中国未来的话：“刚才你们讲了，下决心停掉一些矿山，这个都是高明之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余村下决心关停了“全县规模最大的石灰石开采区”，十几年过去，当地恢复了竹海碧波、莫干胜景，靠绿水青山引来大批游客，实现了从“卖矿石”到“卖风景”的华丽转变。
此时，当年许多对“两山论”一知半解，甚至抱以怀疑态度的人，才由衷地为这份预见性和洞察力深深折服。“两山论”直接为浙江走什么样的路、追求怎么样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生态优势也成为推动浙江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动力。
如今的余村，镌刻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巨石纪念碑立在村头，无声地述说着余村凤凰涅槃般的转型、嬗变。
但嬗变的岂止是余村！千百年来，钱塘江逶迤而行，在中国江南秀山丽水之地折成了一个“之”字。因水之折，浙江之名由此而来，奔腾不息的江水也因“之”随物赋形，在潮起潮落间孕育着、生发着革新的伟力。
而浙江的农业、农村、农民，也许是更早触摸到浙山浙水的灵动，就在这革新的氛围中，像梦工场一样到处上演着奇幻与蝶变：在这里，传统种养渐成历史，当注入文创、休闲、养生等元素后，农业变得时尚、精致而又高效；在这里，农村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反倒成了市民竞相踏足的后花园，人们把乡村生活奉为潮流、视作梦想；在这里，农民也不再是“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写照，而是拿着手机栽水果，穿着皮鞋种水稻，开着宝马办民宿，让人恍惚：这是市民还是农民？在这里，农业与旅游的界线在模糊，农村与城市的界线在模糊，农民与市民的界线同样在模糊。
而说起这些变化，浙江人多会不约而同地提起，曾经担任5年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尽管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已是十余年前的事了，但他的“三农”思想在浙江深深扎根、历久弥新。
这是中国梦、“三农”梦开始的地方。5月，沿着习近平“三农”思想的实践路径，记者来到浙江，学访中国“三农”的浙江答卷及其背后的脉络逻辑。
贰：初心
嘉兴南湖一隅，一艘小船静静停泊。97年前，这艘看上去不起眼的小船劈波斩浪，开启了中国革命惊天动地的历程。
沿着早期共产党人的足迹，在党的十九大闭幕一周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专赴嘉兴，重温初心。
初心是什么？
90多年前，依靠农村革命，中国共产党推动了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40年前，发轫于小岗村的农村改革打开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大门；5年前，承载着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使命，中国梦成为新时代的最强音。
任务与时俱进，初心始终如磐。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诺言。
但是，历史的命题、时代的叩问一再提醒：中华民族要复兴，中国要回归世界之巅，“三农”始终是绕不过去的门槛，传统农业大国的伟大复兴，注定要从乡村出发。
乡村，必将再度成为泱泱大国——“梦开始的地方”。
党的十九大，吹响了乡村振兴的号角，无数沉寂在神州大地的村庄，振兴的梦想在孕育、在破壳、在生长……
先行踏上振兴之途的浙江乡村，如熠熠闪耀的星光，照进了中国无数平凡村庄振兴的旅程；而她自己，脚步也从未停歇，正在朝着习近平同志15年前亲自擘画的梦想奔跑，实景演绎着中国乡村振兴的盛大图景。
让我们沿着时间轴回到2002年，当年10月12日，习近平同志调任浙江，他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在3个月时间里跑遍了11个地市。而所有议题中，他最关心的还是“三农”。
然而2002年的浙江，对下一步经济社会如何转型升级、如何看待“三农”问题还是有疑问的。当时，作为一个GDP全国排名第四的工业强省，有人认为搞农业不如搞工业；有人甚至担心，以工促农会拖慢工业发展速度、拉低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延缓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
对此，习近平同志态度非常明确。“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无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到什么程度，农业的基础地位都不会变。”2003年1月13日，习近平同志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讲到。
2005年5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农民日报》专访《习近平的“新‘三农’”说》中，深刻论述了他对“三农”工作的认识，即：务必执政为民重“三农”、务必以人为本谋“三农”、务必统筹城乡兴“三农”、务必改革开放促“三农”、务必求真务实抓“三农”。
此前3个月，他在《务必执政为民重“三农”》中写道：“目前，我国人均生产总值已超过一千美元，我省已接近三千美元，工业化、城市化呈进一步加速的趋势，这既是一个有利于‘三农’问题根本解决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容易忽视‘三农’利益、导致各种矛盾凸显的社会敏感期。”
今天听来，这是多么熟悉的话语，多么睿智的论断！但对当时的浙江，这无异是当头棒喝，是一种发展观的革命，是重农强农富农的宣言！尽管时光荏苒，但习近平同志的这一“三农”新思想，一直指引着浙江“三农”蹄疾步稳。自此，在浙江，无论是沿海，还是平原，或是山区，“三农”始终是重中之重，是精力、财力重点关注和扶持的对象，而这，不能不说与习近平同志当年的率先垂范密切相关。
在浙江抓“三农”工作，习近平同志不仅有理论，更有实践；不仅跟中高级干部讲，还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向基层干部宣讲，把“三农”工作做得既高屋建瓴又落实落细。嘉兴市海盐县通元镇雪水港村72岁的村民陈新祖至今还记得2006年1月4日的情景。“习书记进来的时候，我正好站在门边，他走过来第一个就和我握手。”陈新祖说。
不过，陈新祖怎么也不会料到当天下午发生的事：习近平同志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向海盐县160多位村党支部书记和县、乡镇负责人作专题宣讲。时任于城镇党委书记金爱明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可不得了了，省委书记给村支书开会讲新农村建设。”
今天，沿着草蛇灰线回到过去，我们恍然发现，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着眼于古老民族“两个百年”复兴征程的雄图伟略就在思考、探索。
而这，不能不提到著名的“八八战略”。2003年7月10日，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指引浙江未来改革发展的“八八战略”。
关于“八八战略”，习近平同志曾这样阐述：第一个“八”所指的“八个优势”，并非单纯指已经体现出来的优势，而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结合实际作出的总体把握，体现了继承和创新的统一。第二个“八”则是指八个方面的举措，是针对进一步发挥、培育和转化优势提出的，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增创新优势、再上新台阶。
“八八战略”体现了“经济优等生”的浙江对自己未来方向的思考与探索，更体现了决策者对发展大局的责任与担当。
“八八战略”核心要义离不开习近平“三农”思想方略。谈及“八八战略”，习近平同志不止一次讲到，浙江改革开放以来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始终重视“三农”问题，不脱离农业抓工业化，不脱离“三农”抓城市化。
从“八八战略”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揽全局、架梁立柱的宏图大略，成为小到一个省、大到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遵循。
浙江省委书记车俊认为，浙江这些年的改革发展，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确指引的结果；浙江今后的发展，也必须深学笃用，争当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排头兵。
承接“八八战略”，对应乡村振兴。省长袁家军表示，浙江将从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对待“三农”问题、认识乡村振兴，从全方位来统筹谋划、协调推进。
“习近平同志开创性地提出了加快城乡一体化、创建生态省、推动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发展三大举措，这对浙江的‘三农’发展，可谓是定海神针！”浙江省副省长彭佳学说。这位分管“三农”的副省长，是农田水利科班出身，此前长期在水利、海洋渔业等部门工作，他说，尤其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提出，正式开启了浙江“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
从西子湖到中南海，习近平“三农”思想日渐丰盈，臻至升华。
2013年12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2015年7月，在吉林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忘记农民、不能淡漠农村。
2016年4月，在小岗村召开的农村改革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不移深化农村改革，坚定不移加快农村发展，坚定不移维护农村和谐稳定。
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这个承前启后的历史时刻，习近平同志再一次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三个必须”“三个不能”“三个坚定不移”成为习近平“三农”思想最为鲜明也最为系统的总括性要求；而“三农”的重中之重地位，则从《之江新语》到十九大报告，都是始终如一的坚守、始终不变的初心。
叁：融农
“呜—呜—呜—”在安吉县鲁家村，每天早上9点，村里的观光小火车都会迎着清晨的阳光准时出发。村民们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听到小火车汽笛声响起。火车一响，“黄金万两”：游客来了，收入就来了。
鲁家村曾经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一没产业，二没名胜古迹，三也谈不上区位优势，2011年还是泥巴路、土坯房，村民收入靠养猪、养鸡，污染不小，利润却不高。
2011年，被称为“PPT书记”的朱仁斌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上任伊始，他就请专业机构为村庄做规划，然后拿着规划的“PPT”招商引资。在经过反复论证后，他带领鲁家村走上了“家庭农场+乡村旅游”的发展道路，如今村民人均收入达到35600元。
在诸暨市的山下湖镇，从一产的特色蔬果种植，到二产的火龙果精深加工，再到三产的休闲旅游、教育培训、文化创意等，一家名为“米果果小镇”的农场，有着农业版“迪士尼乐园”之称，每到节假日，人头攒动，车水马龙。
农场所在的解放村，过去一直以水稻种植和鱼塘养殖为主。而现在，工商资本带来了资金、技术、人气，关键带来了先进的经营模式。“简单种种养养，已很难吊住消费者胃口，需要通过拉长产业链，来获得更高效益、更快发展。”“本土老板”陈照米说。
现在，传统农业得到改造，村党支部书记虞国新说，老百姓不仅有租金、有分红，还能在家门口就业。
在浙江，像鲁家村、“米果果”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浙江省农业厅厅长林健东认为，当传统农业与加工、采摘、养生、旅游、文创等结合后，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新业态，让农业身价倍增、脱胎换骨，也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农业。
记者发现，浙江三产融合风生水起，消费市场和前景固然是前提，但政府的支持与保护，同样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说，正是政府持之以恒抓基础设施，坚持不懈出扶持政策，才为三产融合铺平了道路。
这一点，浙江省里的态度很明确：农业是安天下、稳人心的产业，始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同时，农业毕竟属于市场经济，首先得有钱赚。浙江本身人多地少，农业产业又普遍多小散，靠规模、靠产量显然难以取胜，必须另辟蹊径，创立独特的竞争优势，方可占有一席之地。
面对严峻挑战，2003年，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并且明确将休闲农业、观赏渔业、森林旅游等业态，列为新兴产业予以扶持，并指出“所谓高效，就是要体现发展农业能够使农民致富的要求；所谓生态，就是要体现农业既能提供绿色安全农产品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在内涵上，高效体现的是产业致富，生态则体现的是，既要提供绿色安全的农产品，又要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的提出，符合浙江资源禀赋的实际，也符合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浙江省农业厅副厅长唐冬寿谈起学习总书记指示精神时，深感受益匪浅。
三产融合，农业是基础，浙江将目光聚焦基础配套设施。
过去，浙江也有一些农业园区，但都是示范性质，数量和辐射面十分有限。2010年开始，浙江在习近平同志绘就的蓝图上，将“粮食生产功能区”和“现代农业园区”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现代农业的主战场、主平台和主抓手，既扎紧粮食生产的篱笆，同时借此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事实证明，浙江持之以恒抓‘两区’建设，这条路子走对了！一下解决了以往经营主体、产业布局、工作力量、资金使用散乱的弊病，实现‘一个池子蓄水’，为政府统抓农业，主体发展产业，搭建了绝佳平台。”林健东告诉记者。
余杭地处杭州近郊，区位优势显著，很早就打出了培育农业园区的口号。农业局局长丁少华深有感触地说，目前余杭建成了133个500亩以上的现代农业园区，如今它们大多成了三产融合的最佳平台。
2015年，浙江又在“两区”基础上，推出“农业产业集聚区”和“现代特色农业强镇”，直接聚焦三产融合。现在，全产业链几乎成为浙江农业的骨骼，也成为众多经营主体的“不二法则”。
靠花卉苗木、种子种苗起家的浙江“森禾”，早已将触角伸至生态修复、城市绿化、园林设计等服务业，就连往常地方性的一些生产研发基地也变身花海。
义乌的“资深猪农”朱俭军，一改传统方式，让猪圈立体化，建起了六层高的现代化猪舍，自动喂料、自动清粪，还可进行无臭化处理。以养殖为基础，一条集加工、包装、储运等的“中央厨房”链条雏形出现。
被誉为“中国淘宝第一村”的临安市白牛村，村民们靠着一台电脑、一本《新华字典》，一个字一个字敲打出电子商务创业之路。2017年通过电商销售山核桃400多万斤，销售额3亿多元。
这几年，浙江的农家乐、民宿早已迈过“小打小闹”的阶段，进入到全面发展的乡村旅游时代。目前，从省里到市、县都在规划和推介“乡村旅游线路”，串点成线，为游客提供便利，还将农家乐、民宿、乡村旅游，列入政府采购目录和工会疗养休养等，鼓励其发展。像杭州、长兴，几乎月月都有农事节庆活动，帮助聚人气、打品牌。在湖州，乡村酒店、高端民宿、农家乐、农庄，对应各类消费，提供了多元选择。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浙江已建成4598个休闲观光农业园区，接待游客2亿多人次，实现总产值352亿元。
在唐冬寿看来，通过融合发展，浙江农业的地位得以夯实，影响力得以扩大，同时也走出了浙江独特的发展道路。
浙江统计部门的一项研究显示，尽管农业一产在浙江仅占GDP不足4%，农产品加工业也不占优势，但按照三产融合发展的口径计算，涉农产业所占全省GDP的比重已超过了10%。
15年来，浙江审时度势，扬长避短，更注重品质品牌，更注重产业链的融合，一以贯之，接力奋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毫不动摇地走可持续发展的高效生态农业之路。成绩可圈可点，经验弥足珍贵。2011年，习近平同志曾对《农民日报》总结浙江现代农业发展经验的报道予以批示：浙江在农业发展理念、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生产要素重组、农业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的创新，符合浙江农业资源实际，符合现代农业发展规律，对推动浙江现代农业发展产生明显效果，对浙江发展现代农业方面的好做法，可认真总结，积极推广。
肆：和美
5月江南，天青欲雨。
今年2月刚履新金华市委书记的陈龙，一直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根据金华市的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特色，在激烈的“美丽乡村”竞争格局中，彰显自己的个性，突出差异化优势。
陈龙此前长期从事“三农”工作，在与省内丽水、湖州、杭州、宁波等地进行了全面对比和分析后，他提出了“和美乡村”的定位。
“和美乡村与美丽乡村，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不一，要求更高，注重内在美、全域美、全面美，是美丽乡村的升级版，将作为金华实施乡村振兴的总载体。”让陈龙感到有基础的是，十多年来，通过狠抓配套设施和综合发展，金华乡村的“颜值”和产值都在不断提升。
在金华市金东区曹宅镇金溪村，记者看见一座粉墙画壁、修竹芊芊的院落，远远望去还以为是私人别墅。走近才发现，居然是一座猪场。猪场老板倪洪根告诉记者，猪场存栏500头生猪，配套建设沼气池、干湿分离机、污水处理设施等，真正做到了零排放。
和美乡村也好，美丽乡村也罢，说的都是如何美上更美，美上加和，但如果没有15年前的“千万工程”，哪里有今天和美乡村与美丽乡村的竞争或升级？
时光回转到本世纪初。彼时的浙江农村，环境脏乱差问题突出，群众揶揄，走在浙江农村，要走过许多垃圾村才能找到一个干净的村。
城与乡，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两大空间载体。城乡关系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一对关系。2004年1月召开的浙江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就提出，“力争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如何引导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是一个重要课题。发轫于2003年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为此提供了一个有效示范。
时任浙江省农办副主任、被习近平同志称为“省级农民”的顾益康回忆说，有一次陪同习近平同志下村调研，看到一个村环境很好。习近平同志问，这样的村在浙江多不多？
顾益康如实告知：不多。据省农办摸排，当时浙江仅有4000个村庄环境较好，剩余的3万多个村庄环境普遍较差。
差到啥程度？像经济最发达的杭州、绍兴等地，农民有了钱，纷纷盖起小别墅，可家里现代化，屋外脏乱差，垃圾靠风吹，污水靠蒸发，河里满是垃圾和黑水，农民连洗拖把都嫌脏。
习近平同志一路听，一路看，一路思考。2003年6月，一项名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工程，在浙江拉开帷幕。习近平同志亲自部署：全面整治1万个行政村，并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
想致富，先修路。2003年，浙江启动实施乡村康庄工程，新建和改造了一大批通乡通村及农村联网公路，公里数平均年增长30%。
那5年里，从通村公路，到村内的道路硬化，从垃圾收集，到卫生改厕，从河沟清淤，再到村庄绿化，“千万工程”就像大合唱，全面彻底解决村庄环境卫生。习近平同志亲自抓，亲自部署，每年召开现场会，为了鼓励各地创新争优，会议地点下放到县，哪里做得好，就往哪里开。《农民日报》2005年11月21日曾在头版头条位置，以《习近平书记和他的三次现场会》为题进行了报道。
“从省里到地市，再到县里，都是‘一把手’抓‘千万工程’，这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惯例。尽管每年布置的工作有所侧重，但一直以来，决心不变、主题不变，5年便完成了初步目标。”顾益康回忆说，起初，对“一把手”亲自抓，许多人也不解，可正是由于这股恒心和魄力，让浙江农村环境整治形成破竹之势。
5年结束，“千万工程”并未就此止步，而是进入到整体推进的新阶段，将整治内容拓展到生活污水、畜禽粪便、农药化肥等面源污染整治，以及农房改造建设，之后浙江又启动农村垃圾分类、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等一系列后续工程。
如今，“千万工程”在浙江大地结出累累硕果，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截至2017年底，浙江省累计约2.7万个建制村完成村庄整治建设，占浙江省建制村总数的97%；生活垃圾集中收集有效处理，建制村全覆盖，11475个村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占比41%；90%的村实现生活污水有效治理。
对应乡村振兴总体要求，前不久，浙江出台了《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行动计划》，将实施“万家新型农业主体提升、万个景区村庄创建、万家文化礼堂引领、万村善治示范、万元农民收入新增”的“五万工程”。“千万工程”在其发源地有了升级版。
曾经境内皆是“黑水河”“牛奶河”的浦江县，如今河水清澈，野生鱼儿又多了起来。县委书记施振强感慨良多：“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深入人心，老百姓切身感受到人居环境改善的好处，再也不会回到为了发展而牺牲环境的老路上了。”
嘉兴市早在2003年，就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概念，并在全省率先制订规划纲要，联动推进“城乡空间布局、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等六方面的一体化。这些年来，嘉兴市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一直保持全省最低。嘉兴的城乡统筹除了注重环境打造外，还格外注重以人为本。在嘉兴市副市长洪鹏鹏看来，城乡一体化就要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让老百姓享受优质的教育、卫生、文化服务。
作为“东南形胜，江吴都会”的杭州，一直不缺游客，但是杭州市副市长王宏告诉记者：“如今的杭州，每年1.6亿游客中，有1/3到过杭州的乡村，这股潮流已势不可挡。”他表示，杭州要顺应乡村生活成为一种向往和时尚的潮流，“把乡村打造成城市的大花园、大景区。”
“乡村旅游的发展，为浙江的新农村建设找到了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也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一大新亮点。”彭佳学说，数据显示，去年浙江仅农家乐接待游客就达到3.4亿人次，总收入超过353亿元，“未来三年内，浙江将打造1万个A级乡村景区，其中，1000个还将达到3A级标准。”
最近，浙江更是启动了投资1.25万亿元的全省大花园建设，目标是要形成“一户一处景、一村一幅画、一镇一天地、一城一风光”的全域大美格局，建设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这是浙江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大手笔，也必将为浙江的“三农”和乡村振兴带来巨大机遇。
如今，行走在浙江大地上，记者愈发强烈地感受到，城与乡之间的界线已经越来越模糊。公路、邮站、宽带、客运班车“村村通”，广播电视“村村响”，农村用电“户户通、城乡同价”……总之，村庄整治建设的点定在哪里，相关部门的项目和资金配套就跟到哪里。
与金华市委书记陈龙思考相契合的是，浙江美丽乡村建设如今已经超越了环境整治阶段。乡村的“美丽”，内涵更深，层次更高，范围更广；不仅有物质，也有精神；不仅有“颜值”，更有品味；不仅有富裕，还有祥和。
乡村文化繁荣起来，让老百姓“心有所栖”。
“一个村庄得有一个文化中心，不然精气神就散了。”淳安县委副书记董文吉说。2013年，浙江在全省启动建设以“农村文化礼堂”命名的乡村文化服务综合体，唤醒了沉潜于乡野民间的文化自觉意识，接续起绵延于历史时空的江南文脉。如今在浙江，农村文化礼堂是村民最愿意去的地方，也是村民笑声最多的地方。截至2017年年底，已有7916个农村文化礼堂在之江大地上拔地而起，成为永不谢幕的村庄客厅。
基层党建强起来，引领着乡村同心同向，雁行有序。5月11日，在浦江县浦阳街道同乐村，青砖小瓦马头墙，红花绿树芳草茵。走过每一户村民门前，都能看到标有编号的分类垃圾桶，村里看不到一处乱堆的垃圾。
“起初，我们干部入户宣传监督垃圾分类时，村民们不理解，效果并不好。”浦江县浦阳街道党工委书记陈炜说，2013年开始，浦阳街道根据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每名党员干部包干联系10户以上农户，每只垃圾桶对应有编号，将联系户垃圾分类情况纳入干部的日常量化考核，并以“红黑榜”形式进行公布。“党风正，民风淳。党员的面貌改善了，村庄的精神面貌才能焕然一新。”陈炜说。
乡村治理模式完善起来，构建起乡村格局的龙骨。而作为“三治合一”的探索地，嘉兴市桐乡市高桥镇岳风村早在2013年，就开始探索构建“法治、德治、自治”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起初我们想单独搞法治、德治、自治的试点，但运行了一段时间发现，‘三治’分开根本搞不了。”高桥街道党委副书记徐晓叶告诉记者，近年来，桐乡逐步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开幕当天，村民早早聚集到村委大院电视机旁，当习近平同志掷地有声说出“要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村民们顿时激动起来：“总书记说‘三治合一’了！”
我们当然不好说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三治合一”一定起源于岳风村，但岳风村的实践是习近平“三农”思想在浙江根植人心结出的硕果，则是毫无疑义的。
伍：创客
“最忆门前镜湖水”。5月11日，浦江县前吴乡，清澈湖水缓缓流淌。沿着湖边的木栈道一字排开的高端民宿就有13家，大长条桌临湖而置，家人朋友在此，喝上一杯龙井，尝一下当地特色小吃，弥漫着优美的湖滨慢生活情调。
说起民宿，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就是名字比农家乐好听点，接待水平差不多，但在浙江，这样的观念已经过时。
前吴乡民宿主人大部分都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懂得城市消费需求，善于推广和营销，又有品味，懂得创新，对于业态的引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浙江省农办综合调研处副调研员庞伟说。
如今，前吴乡的民宿一到节假日，常常一房难求，浦江县县长丁政告诉记者：浦江旅游收入从17亿元增加到92亿元，成功创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
不光是民宿，传统农业也有不少新面孔。孙灵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生，2014年放弃高薪职位回到老家永康市干起了农业。现在，藏红花基地占地500多亩，还带动了周边186个农户。
而现在，像孙灵娟这样高学历，具有新思维、新技术，敢闯敢拼的新农人，在浙江被称为“农创客”，他们活跃在之江大地上，为浙江“三农”发展带来了新的能量和活力。目前，浙江“农创客”已超过1600多名，其中80后占88％，本科及以上学历占56％。义乌市副市长董士虎认为，这些年轻的“农创客”，用生动的实践赋予浙江现代农业一种蓬勃的朝气，催生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农创故事。
新型职业农民是现代农业发展的生力军。但，谁来为他们提供社会化服务呢？浙江省早在2006年，就在农村开启了“三位一体”改革，就是为了建立为农服务体系。十多年来，从低层次的“小合作”，走向高层次的“大联合”，只要农业经营主体有需求，就能享受从生产、供销到信用的全方位服务。如今，浙江已构建成省、市、县、乡四级“农合联”组织。
为鼓励他们创业，浙江省出台政策，搭建平台，让他们无须忧心水、路、电等基础设施问题；要流转土地，政府构建了县、乡、村三级服务体系，不必一家一户跟农户交涉；像粮食的全程机械化、病虫害的统防统治等社会化服务，也十分便捷；若要充电培训，从高端的农业MBA到各类培训，只需照着菜单打勾即可……2016年底，浙江还成立了“农创客”发展联合会。
除了这支创业大军外，现在，活跃在浙江“三农”领域的，还有众多的工商资本，他们瞄准了三产新业态，也培育了一大批“新型农民”。
为解决农业发展的瓶颈，浙江省在用地问题上“绞尽脑汁”进行探索。嘉善县下辖的大云镇，是全县面积最小的镇，相对来说用地也最紧张。2016年，县里推出“飞地抱团”项目，简而言之，就是将各个村腾退“低小散”企业获得的建设用地指标流转，再把每年分配给各个镇、村的用地指标统一归集后，选择区位优势明显的地块，统筹布局“两创中心”建起园区。
大云镇党委书记王枕旦兴奋地告诉记者，“飞地抱团”项目可谓一石多鸟，首先解决了村级集体经济的收入问题，第二保障了土地空间和指标，第三为后续引进高质量的好项目创造了条件。
今天的浙江，已经很难有一个权威的标准来界定什么叫农民，但种种现象都在强化一个事实：在新业态的融合下，农民的职业属性不断强化，而且变得越来越专业、时尚，也越来越复杂和多元。
即使作为身份属性，浙江的农民与市民也越来越接近。2017年浙江全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24956元，连续33年居全国前列，更为难得的是，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缩小到2.054∶1，成为全国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
5月9日，杭州市余杭区小古城村。村口的大樟树下，小圆桌边，三三两两的村民围坐在一起，他们也许不懂什么叫“民主协商”“乡村治理”，但很多事情就在你一言、我一语中解决了。
5月10日，嘉兴市嘉善县缪家村。和煦的阳光照遍村庄的每一个角落。文化广场、图书阅览室、健身房、老年活动室……每一户居民，从自家门口出来步行15分钟内，都能找到合适的文娱场所。
5月11日。金华市金东区浦塘村。咿咿呀呀的二胡声仿佛从时光深处传来，村民们三三两两聚到文化礼堂里，唱和着传统戏曲婺剧古老的旋律。
“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习近平总书记对乡村振兴的要求与设想，正在浙江农民的生活中逐渐变为现实：有职业尊严、有个人价值、有文化意趣，岁月静好，盛世安和。
陆：烛照
在无尽的时间轴上，2002年之后的浙江与2012年之后的中国，似乎有着许多巧合。而历史的巧合往往深有寓意，回望来时路，巧合当中蕴涵着必然，路径当中隐藏着伏脉。
世纪初的浙江与十年后的中国是何其相似！
2002年，浙江人均GDP已近3000美元，浙江人更早感受到“成长的烦恼”和“制约的疼痛”。仅占GDP比重不足5%的农业，还要不要？该何去何从？百姓钱袋子鼓了，可环境脏乱差，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日益拉开的城乡沟壑怎么填？农民进城后，乡村日渐空心化，又该如何重现活力？十年之后的中国，随着经济水平的增长，也同样遭遇到这一时代之问。
世纪初的浙江，同样面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当时浙江的山海之间，用直线将杭州市临安区清凉峰镇和温州市苍南县大渔镇连接起来，出现的是一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分割线，被叫做“清大线”。主要位于“清大线”西南侧的丽水市、衢州市和舟山市，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仅为沿海发达地区的50%左右。而把这条线左右翻转，放大到全国，就是多年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东部与中西部分界线。
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方式也是当时的“痛点”。浙江从2003年开始，要素供给全面紧张，“有项目无地建设、有订单缺电生产”成为普遍现象；另一方面，依赖成本优势的“浙江制造”，遭遇内销压价和外部“反倾销”的双重挤压。那时，浙江因为闹“电荒”，工业企业“停二开五”“停三开四”是常事，甚至连西湖晚上都经常漆黑一片。
后来有记者就此问过习近平同志：“在停电的时候，习书记在想什么？”习近平同志回答：“痛定思痛吧，人总是要长一些教训，才能增加一分动力，我们的资源能源不是取之不竭的。”
正是带着这样的认识，十年后，习近平同志领航泱泱大国。
如今，回望浙江的“三农”战略与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习近平“三农”思想的一路星光闪耀。
从2002年底提出“以建设生态省为重要载体和突破口，加快建设‘绿色浙江’”，到2005年发轫于余村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再到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秉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开辟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境界。
从2003年启动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到2004年提出以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战略路径，再到2015年，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努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要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习近平总书记胸怀对城乡关系的深刻洞察，带领中国走上统筹兼顾城乡平衡发展的康庄大道。
从2005年1月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以绿色消费需求为导向，以农业工业化和经济生态化理念为指导，以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核心，深入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到2016年底提出了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从高效、生态角度出发，引领一场农业发展观的深刻革命。
回顾浙江“三农”发展实践，顾益康分析认为，习近平“三农”思想经历了四个阶段：从梁家河的知青岁月中萌芽，尚处于感性认知阶段；经由正定和福建的实践探索阶段，日渐丰满；到了浙江进入成熟成型阶段；最终在中央，实现了升华。
从这个角度看，一方面，浙江，尤其是浙江“三农”的大实践、大发展、大转型，是滋养习近平“三农”思想大树的深厚土壤；另一方面，习近平“三农”思想更是烛照浙江“三农”改革发展的指路灯和智慧源。
柒：启航
下姜村姜祖海家里，习近平同志当年亲自指导的、淳安县历史上第一口沼气池还在打火做饭，只是农家乐开起来以后，游客太多，原来供自家使用的沼气现在已经不够用了。姜祖海把农家乐的名字叫做“望溪”，寓以“望习”之意，以此表达着感恩与期盼。
余村天荒坪长谷饭店里，老板史文喜创制了“两山宴”，成为游客来余村必点之宴，其中的主菜就是用白萝卜、青菜、糯米、西瓜等做成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的余村，平均每天有2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察团、旅游团前来参观游览。
正如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所说：“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
从下姜村、余村出发，我们看到了中国无数乡村的未来。
它们萌芽于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汇聚着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磅礴之力，共同浇铸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基。
行进的中国，梦想一路相伴。
97年前，中国革命的红船从浙江出发。
15年前，习近平同志提出“八八战略”，交出了浙江的一份答卷。
今天，浙江一直沿着“八八战略”的道路前行，始终坚持“高效生态”的农业定位不动摇，始终奋进在“千万工程”的征程上不停歇……在坚持不懈的基础上，不断书写着新的发展篇章。
以梦为马。让我们怀着崭新的希冀，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习近平“三农”思想的风帆下，见证乡村振兴的梦想从“浙”里启航，期待“两个一百年”目标在中华大地如期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