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也迎来了大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史学作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走出“文革”带来的“史学危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有必要对我国历史学一些领域的突出成就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更好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
我国历史学发展总体上取得显著成就
40年来,我国历史学的各个领域,无论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还是世界史、史学理论研究,都呈现繁花似锦的局面,各个领域都有代表性著作问世。比如,在中国通史方面,有范文澜、蔡美彪等著的《中国通史》十卷,郭沫若曾任主编后由编写组完成的《中国史稿》七卷,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十二卷,林甘泉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九卷,龚书铎总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八卷,郑师渠总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十卷等;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有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刘大年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的《中国近代史稿》三册,李新、陈铁健总主编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十二卷,李新总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十二卷,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十卷;在中国现代史方面,有当代中国研究所撰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五卷,龚育之、金冲及等主编的《中国二十世纪通鉴(1901—2000)》五卷则包括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在中共党史方面,有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两卷、《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在世界史方面,有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通史》六卷,武寅主持的《世界历史》八卷,陈之骅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纲》,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何芳川等主编的《非洲通史》三卷,彭树智主编的《中东国家通史》十三卷,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的《美国通史》六卷。这些代表性著作,集中体现了我国历史学发展的成就。
至于各具体领域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更是不胜枚举。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对外关系、法律、军事、民族、生态环境、灾害与救灾等领域,都有大量论著问世。这些论著都是在近代以来史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其深度和广度大大超过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史学成果,更不要说1949年前的史学成果了。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历史学能取得如此大的发展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迅猛发展,国家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都从中受益。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成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基金总额逐年扩大,历史学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项目获得资助。国家还实施了一系列支持历史学发展的重大工程,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边疆研究工程、抗战研究专项工程等。这些工程的启动和推进,对于历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大进展
我国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发展未曾中断的文明古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让史学界确认了夏代的存在。文献记载上的夏代被考古学研究证实,这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大进展。1985年夏鼐出版《中国文明的起源》,标志着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正式进入了历史学者的视野。
在突破了中华文明西来说、夷夏东西说以后,中原中心论曾经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那么,我们的先民建立的文明形态到底是什么样的?黄河流域以外多个地区包括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珠江流域考古发掘的丰富材料使史学界认识到,我们先民建立的文明形态是多元的,可谓繁星满天。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多元”逐渐走向“一体”,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二里头二期遗址表明“一体”的形成。夏代晚期城址的发现是一个重要标志,说明私有制产生了、阶级出现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工具国家出现了,文明已经走到历史的大门口。丰富的考古资料和文献相互参证,使我们对夏商时期的认识比以前深刻多了,它们再也不是传说时代,而是确确实实的历史存在。
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对于各个朝代的历史都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组织的清史纂修工程,极大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清朝历史的研究。清史纂修工程由著名清史专家戴逸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汇集一大批清史学者,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修史传统,对清史开展全面研究。经过10余年时间,清史纂修主体工程大约100卷3000多万字的文稿撰写已经结束,不久就应该可以与公众见面了。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大变化是学科对象的变化。我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作过长时间的学术讨论。20年前,我国史学界大多把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点。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认为这样分期并不科学。因为,以社会形态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1840年至1949年中国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一个社会形态分成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然是不妥当的。应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的近代史,即以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199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大家胡绳先生明确提出:“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现在,这一认识已经成为我国史学界的共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明确指出:“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明确中国近代史的学科概念,无疑是一种学术进步。在这个学科概念下,中国近代史包括了晚清历史和全部民国历史。学者可以从长达100多年的长时段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更便于考察近代中国的历史轨迹及其发展规律。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历史研究中,有关近代中国的发展规律引起学者的关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经历了屈辱的历史。这就是历史的“沉沦”。到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中国社会沉沦到谷底。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社会开始走出谷底、走出深渊,迈出了上升的步伐。这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标志不是屈辱,而是奋斗,是艰苦卓绝的奋斗,在奋斗中诞生了新中国。1949年成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习近平同志就抗战史研究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8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14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要以事实批驳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论”。这为抗战史研究指明了方向,也给中国近代史学者极大鼓舞。为此,国家安排了抗战研究专项工程,支持抗战史研究。作为成果之一,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已经上线,引起学者们普遍关注。
世界史研究的创新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史研究成绩显著。总体而言,面对庞大的研究对象,我国仅有为数不多的教学和科研人员从事世界史研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在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世界史学科从二级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这对高校世界史教学和研究是一种有力推动。相信再过一段时间,我国世界史教学和科研人员数量将会有大幅提升。
我国世界史学者一直致力于摆脱“西欧中心论”的研究思维和编撰模式,也在力图与前苏联的教条主义模式相区别,思考建立中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思维和编撰模式。吴于廑从对世界史学科的对象、范围、主题、主线和研究方法出发,提出“从分散到整体”的总体世界史观。他认为:世界历史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是孤立发展的,只是经历了15、16世纪以来的一系列重大转折之后,才形成整体的世界史。这一看法的核心是从全局上说明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历史,可以称之为整体世界史观。这一世界史理论体系希望突破“西欧中心论”,写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有学者主张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有学者主张全球史观,这些都在世界史学界展开了广泛讨论,并出现相应的研究成果。这表明,在世界史领域,我国学者正在探索新的世界史研究模式。
努力构建我国历史学的理论体系
从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学术受西学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历史学也是一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界为构建我国历史学的理论体系作出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个任务远未完成。习近平同志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对我国历史学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世界影响的今天,我国史学界有必要认真总结过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扬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构建新时代我国历史学的理论体系,概括出体现这一理论体系的科学概念和学科范式。
构建我国历史学理论体系,既需要学者个人开展深入研究,推出一系列运用史料得当、见解独到的精深专著;又需要运用集体力量组织学者攻关,产出一批体系宏大、富有创见的大部头著作;还需要具有战略思考能力的学者对研究成果进行新的概括,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概念和理论,使我国历史学在方法论上对国际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这是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历史新起点上,我国史学界面向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