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非洲，在这片大陆上倾情外交事业一辈子的前驻南非大使、首位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先生是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中国对非洲兄弟进行过大量援助，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援助模式发生了哪些变化呢？非洲人民对中国援助的实际态度又是怎么样的，普通百姓到底理不理解我们的行为呢？非洲这片广袤的大陆对普通人又蕴藏着什么样的难题和机遇？中非合作论坛召开在即，在担任非洲司司长期间参与论坛创办全过程的刘贵今大使，对于即将召开的北京峰会有什么独到的解读呢？
吴建民基金会《大使面对面》第一期对话首位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
刘贵今
山东省人，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资深中国外交官。曾担任中国驻肯尼亚共和国大使馆随员、三秘、二秘；外交部非洲司二秘、副处长、处长；中国驻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参赞；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中国驻津巴布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外交部非洲司司长；中国驻南非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2007年5月10日，任首位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工作重点围绕达尔富尔问题展开。
《吴建民基金会•大使面对面》对话刘贵今大使
中国对非援助，
“龙的礼物”正在转型，渴望理解
援助非洲在当代中国对非洲外交全局中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中国从主张“没有任何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到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宣布援助非洲的八项举措，到习近平主席“真、实、亲、诚”四字箴言诠释中非关系真谛，对非援助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Q
刘大使您好，您曾经说回顾中国对非援助的历史，我们从改革开放前的物质援助、道义支持，到改革开放后的通过多种方式帮助非洲国家发展经济，实现互利共赢、互利合作，到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开始标志着从双边到多边合作迈进。
那么在新时期，我们的对非援助以及中非合作目前呈现什么样的特点呢？
刘贵今：我们过去对非的援助纯粹是双边的，现在我们有了中非合作论坛这个平台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在多边的领域由中非之间共同商定未来三年合作的大体方向、大致规划。会议结束后中方有一个后续性的委员会，非洲各国也有其协调机构，通过双边的渠道具体地落实我们达成的项目，所以是一种双边和多边的结合，还并不是等同于西方对非援助那种多边为主的模式。所谓多边为主，是指西方国家把资金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向外提供，所以他们的援助是国际范畴的，我们是中非之间的。
我们的对非合作，自从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之后，经过18年的发展，中非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中非合作的确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1、合作主体发生了变化
以前我曾经说过“五六十年代中非关系像独轮车，八九十年代是自行车、双轮驱动，到了新世纪之初是小汽车，那么现在的关系好比是坐上了高铁”，以前的中非合作是以政府为主，以官方为主，现在则是以企业为主，以市场为主，采取招标的方式。这是一个大的变化。
2、合作形式发生了变化
中非合作从纯粹双边变成多边，国际领域上我们也参与了一些多边的合作，比如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宣布的一系列举措，我们对与发展中国家、对南南合作、对非盟，都提供了很多援助。
3、合作内容发生了转变
过去的合作主要是商品贸易、劳务承包、项目援助，现在向产能合作转化，向合作经营（投资、金融领域）转化，向高水平的方向转变。这个转变还没有完成，但是存在这样的趋势。譬如在金融领域，现在非洲国家一些银行把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再比如说通过货币互换协议，你给我几亿里拉，我给你多少人民币，把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这样就可以绕过美元直接做贸易，避免美元存在的风险，避免汇率的风险，也避免非洲缺少外汇。这是某种意义上的创新。
货币互换协议
Q
我们注意到，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体量庞大、官方宣传也非常好，但是在去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旅游时，发现我们援建的铁路维护得还不够好、国家体育馆的座椅设施在更新前也显得比较破旧，当地一些人对中国援助的东西可能并不爱惜。那么非洲人民对中国的援助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的，普通百姓到底理不理解我们的行为呢？
刘贵今：你说的这两个项目我都很熟悉。一个是The TAZARA railway，就是坦赞铁路，是在7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时期建立起来的。另一个叫Kasarani Sports Complex（卡萨拉尼国家体育馆）,现在改名叫Moi International Sports Centre（莫伊国际体育中心）,是80年代我在肯尼亚工作期间建立起来的。
我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一下这两个项目存在的问题。坦赞铁路我们在规划和建设这条铁路的时候，当时处于冷战时期，美苏对非洲进行争夺的时期。非洲人去找过好多国家都没有给他做，而中国帮他做主要是打破南非种族隔离的封锁。为什么坦桑尼亚、赞比亚需要这个铁路呢，因为没有这个铁路的话，赞比亚的铜矿要经过南非的德班港，而南非属于种族隔离政权下，经常派飞机轰炸坦桑、赞比亚等前线国家。所以我们当时有两个考虑，一个是打破南非的种族隔离制裁，使得坦桑和赞比亚能有真正的独立，第二是支持它民族经济和民族工业，使其有真正的发展，可能政治上的考量更多了一点。
但是这条铁路建成后发现了一些问题，一是这条铁路由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共管，这个过程中产生一些矛盾。第二是铁路和公路运输不是一家管的，经营公路运输的人有利益在里面，不太希望铁路运输能够发展起来，这样会影响公路运输的营利。再一个是坦赞铁路建成后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94年南非实现了多数统治，一些货物又可以通过南非的德班港运输了，这就使得坦赞铁路的运量减少了。运量一减少，坦桑和赞比亚两国之间又有一些矛盾，维护也不好，所以经济效益很差。我曾经坐过两次坦赞铁路，一次是90年代末唐家璇外长前去访问的时候，还有一次是两年前。
坦赞铁路
但即便是这样，这条铁路的质量是上乘的，当时张宏喜大使（中国前驻坦桑尼亚大使）曾经写过一个报告，坦桑尼亚发大水，其他国家修的路都冲垮了，只有中国建的这条铁路，路基、桥梁岿然不动。当时中国是把最好的东西拿给非洲。所以这条铁路我们现在也正在商量，能不能投入一些资金把它复活，比如换一些铁轨。所以说坦赞铁路曾经在政治上发挥过很好的效益，经济上一度发挥过不错的效益，现在经济效益受到一些影响。但是这条铁路非洲把它称之为解放路、称之为独立路，在中非关系上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当然，它需要投入资金，去复活，去加强管理。
另外像卡萨拉尼国家体育馆，是80年代建的，当时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体育场馆，中国人建好之后专家一走，就失于管理，发生破损，这和非洲国家的管理能力有一定关系。也许有些人对此发生一些误解，但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对非援助，包括坦赞铁路和内罗毕体育场，都是受到老百姓欢迎的。那么好的设施，其他非洲国家是没有的。但是个别人有其他看法，我觉得一个是他对情况未必了解，另一个是可能受到西方舆论影响，所以产生一些非议。但是中国对非援助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不再是当年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搞的纪念碑式的项目，楼堂管所为主，现在更多的是以生产性项目为主，这类项目可以使老百姓、使基层群众直接受益。
卡萨拉尼国家体育馆
经济合作，
中国龙与非洲狮如何和谐共舞？
除了对非援助以外，中非经济合作在其他方面亦成绩斐然。去年6月，麦肯锡发布了题为《龙狮共舞：中非经济合作现状如何，未来又将如何发展？》的报告，其中指出，中非经济合作预计将从2015年的1800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约2500亿美元，在“加速增长”情境下可能达到4400亿美元。刘大使曾评论过：“如果说五六十年代中非关系像独轮车，八九十年代是自行车、双轮驱动，到了新世纪之初是小汽车，那么现在的关系好比是坐上了高铁。”报告也提到了中国企业给非洲带来的压力：非洲企业的生产力显著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这一现象在制造业等领域尤其严重，因此非洲本土企业亟需大幅提升生产力和运营效率，才能更从容地面对压境而来的中国“巨龙”——无论是与之竞争还是展开合作。
Q
在中非合作越来越走向多元化，越来越由相对低端向高端体制升级的今天，您认为如何处理非洲企业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的问题，可以让中国龙与非洲狮更和谐地共舞呢？
刘贵今：中国和非洲的发展已经拉开了比较大的差距，但实际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处于差不多的水平，甚至我们比一些非洲国家更穷。比如1981年，刚刚改革开放，我到肯尼亚使馆常驻，那时候内罗毕就是一个大都市的感觉。当时北京最高的建筑北京饭店是23层，而内罗毕有28层的会议大厦，还有五星级旅馆。但是现在中国远远地走在它的前面。
这些年非洲在发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它的发展相对滞后了，生产力和工业化程度比较低，效率也相对低一些。中国的高效到了非洲之后，如何适应非洲的慢速度？我觉得是这样，首先中国应该和非洲真诚地合作，我们诚心诚意地把自己发展的经验向非洲进行传授和共享，当然我们并不是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制度强加于它。举一个例子，92—93年我在埃塞俄比亚当参赞，当年埃塞的前总统梅莱斯到中国访问，当时林毅夫先生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就安排他到中国东莞参观华坚制鞋企业，专门生产女鞋，挂牌向美国市场出售。当时梅莱斯很感兴趣，问埃塞俄比亚有那么多皮革，为什么不可以在我们那里开一个这样的厂。我们华坚的老总就飞过去建设，并告诉他为了加快进程，可以采取中国的集中办公的方式。埃塞方面的几个部长到现场，三下五除二把这个项目批准了。仅仅四个月之后，第一条生产线就开始投产了。梅莱斯很感慨，说：我知道中国人效率高，不知道效率这么高。
（后来华坚企业为埃塞俄比亚人民提供技能培训）当地人为了得到一份华坚企业的工作，十里八村整个晚上不睡觉，去排队，当时他们的工资只有500元一个月，比国内低得多。我们把这些人带到广东东莞，给他们进行培训，回去当小的工头，带着当地人干，效率很快也上去了。华坚现在在埃塞搞一个轻工业园区，自己闯出一片天地。埃塞俄比亚有原料，有大量的劳动力，有了政府的支持，这样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就可以很快地发展起来。
埃塞华坚轻工业园奠基
我们可以去适应非洲国家。尽管非洲国家还是相对落后，基础设施差，但是可以找一块地方，在那里利用中国开展工业园区的经验，三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路，平整土地）。当时美国有一个作家Deborah Brautigam写过一本书《The Dragon's Gift：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上面提到中国的工业园区，很形象地说，中国在非洲搞的工业园区，像东方工业园区，实际上成为非洲国家工业化的催化剂和孵化器。的确，你不可能指望非洲的所有条件都优越了，都良好了，你再去，那时候已经没有你的机会了。我在就任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的时候，有人问这个问题：中国为什么到发生战乱、冲突的地方去，到人权纪录不好的地方去？我说我们何尝不想到人权纪录好的国家去，到平稳繁荣的国家去，可是这些地方你们西方愿意让我们去吗？这些地方都给你们占领了，我们去你们就指手画脚。
中国企业很多都是在苏丹、刚果金这样的国家发展起来的，这就是中国企业的可贵之处，也是我们对非洲的真诚帮助。没人愿意去投资的时候，我们愿意去投资；没人愿意去冒险的时候，我们愿意去冒险。所以，你不能够等待，只能够去创造条件，去提供人员技术的培训。甚至有企业提出要搞上下游的生产线，比如说搞纺织的企业可以在当地种棉花，搞卷烟的可以在当地种烟草。有人也在这样去做，打造一个完整的生产链。这样可以弥补其缺陷，同时在局部地区创造良好的条件。而且，非洲人也是愿意学习的，加强技能的培训是可行的。
《The Dragon's Gift：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
Q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目前中非民间经贸往来频繁，但一些中国企业家虽然在非洲设厂，也有不少中国人在非洲工作，交流上却还存在一些困难。刘大使您对于在非洲工作的中国人有什么建议，让他们能与当地人民更好地沟通、增进相互理解呢？
刘贵今：吴建民大使说过：“交流也是生产力。”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末以来，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包括民营企业走向非洲，这中间在初期的确曾经出现过一些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现象。
我们有大量很好的民营企业和一些个体，也有个别人不够遵守人家规矩。比如前几年发生在加纳的非法淘金，广西上林人破坏了当地的资源。当地不允许外国人参与金矿的开采，只允许当地人开采，但是它又有一条规定允许当地人雇佣外国人，情况比较复杂。但不管怎样，我们有句话“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类似事件也造成了我们名声上的受损。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这是个别现象，这样的事曾经发生、将来也不能保证绝对不会发生，但已经得到制止和改善，这不是中国与非洲合作的主流。然而有一些西方媒体，抓住这个问题小题大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抹黑中国。
当时也有一些当地民众是亲身受害者，比如今天买了一双假冒伪劣的鞋子，第二天鞋底脱落了，他可能觉得，中国怎么这样，实际上他看到的是个别中国不法商贩的行为，不能代表中国的主体。而中国在非洲的形象这几年还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有一个著名的民调机构Afrobarometer,翻译成非洲风向标或非洲晴雨表，这一国际调查机构显示，中国在非洲的正面形象和受欢迎的程度是在大幅度提升，在不少国家都达到70%以上，这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在坦桑，调查中有一个问题“哪个国家在坦桑影响最大？”，回答是中国，高居榜首，比第二名美国高10个百分点。
“非洲晴雨表”受访者被问到，在你的国家，哪个因素最有助于塑造积极的中国形象？
当然了我作为一个长期做非洲工作的老同志，我很不愿意看见哪怕是个别的、孤立的现象发生。我希望我们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个体商户，到非洲去之前能做几件事：
第一是去之前（当然去之后也可以继续去做）做点家庭作业，了解一下非洲的法律、文化、规定、劳工标准、环境标准，以便到了那里之后不至于盲目摸索，犯低级错误；
第二是中国企业到非洲后要很好地遵守当地法规，比如使用正式的银行和机构，不要贪小便宜、逃税漏税、持有大量现金，这样容易被贼惦记着，也不利于自己的人身安全和公司发展；
第三是要和当地民众打成一片，要融入当地社会，这个对他们有一定困难，在于语言不通、生活习惯和对当地民俗缺少理解。帮人家建设一个友情的项目，这是重要的，和当地的老百姓交朋友，让他们了解我们，和他们更好地相处，学习他们的长处，这样更好。我陪唐部长去访问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时，去了两个农场。一个农场在班吉郊区，就没有和当地民众搞好关系，当地民众经常去偷抢，关系处得很僵；另外一个农场是杭州的，负责人当初是农学院的教授，他就做得很好。他教当地的农民种旱稻，和当地的教会合作，利用牧师不到教堂的时候，给当地人讲怎样利用季节的差异，下雨的时候如何快速插好秧，雨季快结束的时候如何收割好。他给当地农民免费提供好的水稻品种，指导农业技术，在收获时农户交一些水稻这给这位教授抵消他的投入。当地政局比较乱，当遇到冲抢的时候，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保卫我们的农场和专家。这就是同一个国家，同样一个首都，你和当地人民是否相处好关系，是大不一样的。
中国在坦桑尼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中非合作论坛十八年，
成为引领国际对非合作鲜明旗帜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即将于9月3日至4日在北京举行。本次峰会主题为“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自2000年成立以来, 中非合作论坛已经发展成为中非合作的响亮品牌。2018年峰会将推进中非各领域交流合作，有利于深化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有利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同非洲发展更好对接，为中非合作插上新的翅膀；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南南合作和全球伙伴关系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注入正能量。
Q
您在外交部非洲司担任司长期间，参与了中非合作论坛创办实际工作的全过程，那么刘大使您觉得论坛十几年来有哪些发展和变化呢？
刘贵今：中非合作论坛，的的确确今非昔比。当时我们创办这个论坛，心里并不是很有底，曾经一度考虑在第一届论坛举办两年后，再商议如何把论坛机制化。但是没想到非洲兄弟如此地积极，如此地热情，他们一来到北京之后就强烈地要求从现在开始就机制化。他们认为我们和非洲的关系这么好，我们的论坛一定会成功。所以后来我们就商定中非合作论坛每三年一次，在中国和非洲轮流召开，18年过去，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成为了一个中非平等磋商的有效机制，成为了一个扩大合作的有力平台，也成为一面引领国际对非合作的鲜明的旗帜。
为什么说引领呢？因为中非合作论坛走在了前面，我举一个小的例子。日本就受到了一定压力，非洲兄弟觉得中非合作论坛三年开一次比日本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五年开一次好，轮流在非洲和中国召开也比光在东京召开好，所以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也变成了三年开一次，轮流在东京和非洲开，上一次是在内罗毕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开起来之后，一些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也予以效仿，比如韩国有韩国-非洲论坛，印度有印度非洲论坛峰会，土耳其有土耳其-非洲论坛，巴西也有，所以他们搞了好多。但是中非合作论坛无疑走在了前面，无论是规模还是深度。中非合作论坛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务实，实实在在的合作，而不是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谈；二是高效，协议和决定基本百分之百地得到了落实；三是互惠，这个论坛使得非洲和中国都从中受惠。 中国对非洲的政策也遵循着平等、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受到非洲国家的欢迎。
自从开办论坛以来，每三年一届的论坛特别适应中国的国情，因为涉及的合作项目不仅涉及到外交部、商务部，也涉及到农业部、卫生部、教育部、文化部等方方面面，这些部门平时缺少协调，峰会提供了很好的协调机会。会后也有后续性的委员会。各个部委都提出举措、审议过去三年做出的承诺落实得如何，有利于在高层进行顶层设计。所以每三年我们就有新举措，每三年我们就向前跨进一步。
18年过去了，回头一看我们的对非工作走过了一段长长的路。如果说中非合作论坛是我们共同的baby,现在也变成一个18岁的少年了。“陌上谁家少年,足风流。”所以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也日益成熟，也增强了中非的政治互信，扩大了中非之间的合作。中非之间加深了了解，共同进行顶层设计，把握未来。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纪念邮票
Q
在三年前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您提出了三大看点，那么今年的北京峰会，您认为又有哪些看点值得期待呢？
刘贵今：
我觉得今年的峰会我们可以有这么几个期待：
第一，这次峰会是一次承前启后的盛会。原来提出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还会继续得到执行，在某些方面将会加大投入，特别是在民生、产能合作、基础设施、非洲环境保护、和平与安全等方面，规划我们未来的合作。
第二，这是一次深化合作的盛会。过去我们对非援助主要是项目对项目，国别对国别，现在我们在更高的层面上对接一带一路。中非共建一带一路，这当然是我们的一大亮点，将中非合作提到更广的广度，使非洲能从“一带一路”这样宏大的倡议中受益。我们还要对接非洲的《2063年议程》（African Union Agenda 2063）因为非盟于1963年成立，到2063 正好一百年。未来50年的发展，我们和非洲的很多目标都是一致的。还有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针对非洲脱贫，以及有关国家的发展战略。有人觉得，这不是太复杂了吗？实际上不复杂。我读过《2063年议程》，也粗粗地看过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实上基本方向都是一致的，在强调教育、就业、妇女、基础设施 发展、脱贫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他们是一致的。所以大的方面应该好好规划，确定优先领域，比如说连接整个非洲的铁路、公路网络。可能有好多路段已经有了，没有的则要加紧建设，已经破旧的加紧维修，级别比较低的提升级别，比如两个车道提升到四个车道。这样在一个大陆的层面，就有利于非洲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的核心是五通，实际上中非合作中早已开始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我们已经在做了。所以，希望中非合作插上“一带一路”的翅膀，搭上“一带一路”的快车，有更好的发展。
第三，这是一次民众受惠、面向未来的峰会。对非洲合作，我们更加侧重民生领域。同时也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峰会。为什么是面向未来呢？因为当前我们对非合作面临一些新的形势，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极端利己主义，这样的一些逆流在发展。中非双方需要各自发出声音，加强各自之间的合作，弥补国际上出现的这些逆流对我们造成的影响。
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驻外轶事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即将于9月3日至4日在北京举行。本次峰会主题为“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自2000年成立以来, 中非合作论坛已经发展成为中非合作的响亮品牌。2018年峰会将推进中非各领域交流合作，有利于深化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有利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同非洲发展更好对接，为中非合作插上新的翅膀；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南南合作和全球伙伴关系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注入正能量。
Q
您在非洲从事驻外工作多年，从肯尼亚、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南非，再到苏丹，作为为中非外交倾情一生的外交官，您在非洲这片大陆上遇到过的最触动人心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刘贵今：2007年我结束在驻南非特命全权大使的任期后，立即回到北京，被任命为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2个礼拜之后就抵达苏丹达尔富尔去访问。中国政府任命非洲问题特别代表这是第一次，过去我们在非洲事务上尽量采取超脱、中立、不表态的态度，现在突然任命这样一个角色，而且着手调解苏丹的战乱和冲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我当时到苏丹时，总统不在，外长也不在。后来外长回来听说我在那里的时候，马上派总统的专机到达尔富尔地区去。苏丹有点类似联邦制，各个省也有各自的部长，40几个部长顶着烈日、大风、黄沙在那里迎接，组织了3000人当地民众欢迎中国代表。因为在他们眼里，这是中国。之前都是西方国家在那里调解战乱和冲突，突然中国人也愿意建设性的介入，他们十分感动。然后他们请我去给难民发表演讲，过程中带给我一个最大的触动是，当我介绍完我们给他们提供了那么多援助后，有一个难民跟我说：我们看到过美国的、法国的、英国的、日本的志愿人员，为什么没有看到过一个中国志愿人员呢？这对我触动很大。我们很缺少这方面的人员，特别是有志青年，能到那种艰苦的环境里去。
另外，我到达尔富尔地区去，前后都有武装的车辆保护我的安全，看到了大面积的、一望无际的难民营。还看到他们分粮食，给各种各样的人分粮食，一人一小份，以保持基本的生活。当时给我很大的感触。一个是感受到战乱给非洲人民造成的灾难，同时也感受到非洲人民对中国前去建设的期待，希望中国能在非洲的和平与发展事务中发挥作用。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苏丹难民在南达尔富尔州首府尼亚拉搭建的帐篷里生活
Q
在非洲从事外交工作多年里，一定也发生了不少有趣的事儿。在采访的最后，您能与我们分享一件比较特别的事儿吗？
刘贵今：非洲国家的一些民俗和中国的非常不同。比如说葬礼，南非期间参加过两次葬礼，一次是参加南非的政治元老戈万·阿奇博尔德·姆贝基的葬礼，他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之一，是时任总统、曾访问过中国的塔博·姆武耶卢瓦·姆贝基的父亲，他去世后在伊丽莎白港举行了一次葬礼。非洲人的葬礼真是有点像毛泽东当年讲的去世后可以开个会，与会人高兴地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们从头到尾不停有人唱歌、念诗、喊口号，充满了一种欢乐、热烈的气氛。当地政府曾经想给他修一个好的墓，但是他生前不愿意。他说：我生前没有解决好贫富的问题，我死后愿意和穷人葬在一起。于是在一个葬穷人的地方埋葬了他。我以前从没有参加过这样有人唱歌、念诗的葬礼，这是对受人尊敬的寿终正寝的长者的葬礼。非洲人天生豁达、乐观，他们对人的去世并不感到过分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