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一句“国进民退”，在舆论场上引出不少话题。
激烈的论争，源于严峻的数据。
“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上半年，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增长31.5%，私营企业利润增长仅为10%。同期，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以上的工业企业数量，从2017年底的38.5万家，降至2018年初的37.2万家。”
怎么看？
有关“国进民退”的论争，谈的是市场主体地位，折射了意识形态纷争，本质上还是关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实现问题。
这样的讨论很有必要，但有些基本事实不能无视。
否则，陷入“国进民退”的意气之争事小，耽误改革发展的时机事大。
有哪些基本事实，逐一来看看。
第一，虽然舆论场的讨论沸沸扬扬，但制度层面从未有过“国进民退”的安排。
国企民企，通常按所有制来划分。
国企，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民企，一般是指私营企业。与其说是民企，不如叫“私企”更加准确。
多年来讨论的“国进民退”，大致可以界定为“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上，国有经济比重上升，私营经济比重下降”这种情况。
那么，国企多一点好，还是民企多一点好？
有人说，国企多了，是不是强化垄断而牺牲效率？
也有人问，民企多了，会不会改变公有制的基础地位？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国家到底有没有关于“国进民退”的制度安排？
关于这一点，查查改革开放以来的资料，就很清楚。
没有。
翻遍改革开放以来的最权威文件，从来没有“国进民退”的制度安排，类似的表述也找不到。
相反地，对多种所有制经济的肯定，却不断在最高决策中体现。
十八大之后，在党的文件中更进一步地提升了私营经济的地位：“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强调“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和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两个不可侵犯”。
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两个毫不动摇”，明确“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除了文件，实际的数据也不支持“国进民退”的说法。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具有“五六七八九”的典型特征，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
第二，政策层面不存在“国进民退”的提法，但要看到执行层面存在的问题，这使得私营企业面对的“壁垒”亟待突破。
比如，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大量投资进入国有企业，一些原本就处于垄断地位的行业力量得到充实，转而向非垄断领域扩展，对私营企业的经营造成挤压。
那段时间，社会上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就非常激烈。
又如，自2015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加上“三期叠加”因素的累积，使私营企业更真切地体会到融资难、审判多、税负高、利润降等问题。这也是近年关于“国进民退”讨论屡屡出现的重要原因。
而今年随着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战，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对危机感知更加灵敏的私营企业，感受的压力也更大。再度掀起了有关讨论。
“一方面，由于历史和现实矛盾积累，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和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尚未建成，针对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仍然较多，政策执行中‘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现象大量存在；另一方面，面对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民私营企业原有粗放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遇到很大转型升级压力，市场竞争环境日趋严酷。”
在这些因素叠加之下，私营企业对“国进民退”情绪大，也在情理之中。
支持、保护和扶持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更成为无可回避的现实挑战。
第三，重要的问题，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民进国退”，而是能不能确保经济稳定发展、市场公平竞争和社会效益整体提升。
一言以蔽之，国企的改革，民企的发展，还是要看能不能“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而这，绝不能陷于所谓“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的惯性思维当中，必须从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探索中寻求解决方案。
“扎实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突出抓好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场化经营机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有资产监管，以及改革授权经营体制等各项工作。”
关键在于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实际上，国企民企的市场主体地位该如何界定，10月15日，国资委新闻发言人专门就有解读：
“改革的思路、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也就是说经过改革以后的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是一样的，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我们也提倡“所有制中立”，反对因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而设置不同的规则，反对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给予国有企业歧视性待遇。”
注意这句话：
“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只有体制的逐渐完善建立，“国进民退”的争论才会渐渐平息。
（文字来源：令狐猫/微信公众号“陶然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