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不文明，时时受约束；一处不文明，处处受阻碍”，只有形成这样的鲜明导向，才能让文明的举止始于自发、成于自觉
同一个人，步行过马路时，遇上急事可能会闯红灯，但若在车里握着方向盘，再着急往往也能遵规守矩；同一个人，在绿皮火车里会吞云吐雾，但一上了高铁就能全程禁烟。为何如此？违法成本不同，执法刚性也不同。这种对比也启示我们：文明不仅是倡导、教育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
梳理中外社会文明史就能发现，一个社会的文明素养，既是历史演进的结果，也是持续管理的结果。去日本旅游的人，往往会感慨于其公共文明：一丝不苟的垃圾分类，不留一片垃圾在体育赛场，井然有序的公共场所……究其源头，1948年出台的《轻犯罪法》功不可没，什么是现代社会的“勿以恶小而为之”，法律写得明明白白。即便如此，上世纪80年代，富起来的日本人在走出国门时也产生过“观光摩擦”，大声喧哗、不守秩序，以至于日本媒体写社论提示国民，“尊重对方国家风俗、习惯、礼仪”。
可见，文明是一面镜子，在比较中更能正衣冠、知不足；另一方面，约束是压舱石，一旦脱离执法环境、缺少了刚性约束，已经提升的文明素质也可能又倒退回去。要实现从“人人独善其身”到“人人相善其群”的递进，一定的外部约束，总是不可或缺的。
文明是管出来的，是因为在权利与义务这两端，人们往往愿意享受文明的成果，却不愿承担文明的成本。比如，许多人羡慕欧美国家立法保护小动物，殊不知养犬人身上背负的义务条款数不胜数：上保险、打疫苗、戴口套、攻击性犬的主人还需在庭院明显处竖立标牌，等等。不仅如此，如果狗闯祸或者由于主人的疏忽致使他人受到伤害，狗主人除了会面临高额罚款，还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最近，国内多地出台针对“不文明养犬”的处罚规定，严厉处罚“遛狗不牵绳”等行为，也正是看到了“管理”之于文明养犬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法律规则就是在权利与义务之间的那条绳子，松紧适度、两头不落，才能让更多人知边界、明事理、懂规矩、不逾矩。
文明是管出来的，还因为管理缺失导致的“公地悲剧”“破窗效应”，现实中比比皆是。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一街之隔，常有静谧与脏乱差的霄壤之别，这就是持续治理与“放弃治疗”的区别。反过来，只要对违法行为持续“零容忍”，总能不断筑牢社会的底线思维与文明习惯。正是因为醉驾入刑，“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在中国社会蔚然成风；正是因为“失信者黑名单”制度持续发力，欠债故意不还的老赖开始减少；正是因为有严密的监管体系，人们对网购的信任指数越来越高。“一时不文明，时时受约束；一处不文明，处处受阻碍”，只有形成这样的鲜明导向，才能让文明的举止始于自发、成于自觉。
古语云，“从善如登”，提升文明程度从来就不易。一个文明社会的形成，既需要自律，也需要他律；既需要好言好语的劝导，更需要法律制度的规范。刚性的制度、严格的管理也是一种唤醒，它唤起人们的文明意识，形成人们对文明的敬畏，最终让文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今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在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规划（2018—2023）》，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文明建设的引领作用，不仅需要教育引导、实践养成，也需要制度保障。只有从内因到外因共同发力，才能不断推动社会文明水平的提升。
改革开放之初，“新加坡奇迹”让前往考察的国人深受触动；而从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来看，让国人内心更为震动的，是新加坡包括“鞭刑”在内的严明的法治和管理。40年后的今天，“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这样的大厦，需要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态度去建设，让每一个人都为之添砖加瓦。
（本系列评论到此结束）
《 人民日报 》（ 2018年11月19日 09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