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如何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是特别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为此，首先必须明确我们应该运用什么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现状和走势、提出合理的应对之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学习、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指出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也明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因此，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分析中国经济走势。
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人们更多的是借鉴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理论和需求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经济状况和走势，相应提出需求管理的应对之策，这种做法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能够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存在严重的缺陷，主要是：只重视总量平衡，忽视结构合理优化；只分析经济现象，不深入剖析生产关系实质和制度根源；只强调需求管理，轻视供给管理。开出的药方只治标不治本，只能短期奏效，不能长期见效，从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甚至可能陷入“滞涨并发症”。凯恩斯主义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了20年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凯恩斯也被尊称为“战后繁荣之父”，但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陷入了“滞涨”的泥潭，患上了以前没有的“摩登病”，凯恩斯主义也陷入了“破产”境地。
现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有部分学者提出，需求分析只是总量、短期分析，有局限性，已经不行了或者不够了，需求管理也难见成效，而供给分析是结构、长期分析，更重要、更符合中国现在的实际，主张转向借鉴“里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理论，采用供给分析方法，提出供给管理对策，这样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中高速增长、提高质量和效益。应该说这种看法和主张是有价值的，对于克服以往的片面性也是有帮助的。但也需要避免完全照搬照抄，比如，照搬里根经济学。
“里根经济学”的供给分析和供给管理同样存在严重缺陷：只重视供给、结构分析，忽视需求、总量分析；只分析经济现象，不深入揭示生产关系实质和制度根源；只强调供给管理，轻视需求管理，基本否定需求分析和需求管理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开出的药方同样只治标不治本。里根经济学的实践结果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虽然里根经济学为美国20世纪90年代“两低一高”（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和高增长率）的所谓“新经济”的出现打下了基础，但是2008年还是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而且，在借鉴供给分析和供给管理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实际上需求侧和供给侧都有总量、结构、长短期问题，比如，有总需求，也有总供给；有由不同要素与不同产品和劳务构成的供给结构，也有由“三驾马车”构成的需求结构；有长短期的供给，也有长短期的需求。所以认为需求只是总量、短期、经济周期问题，供给才是结构、长期问题的看法，存在片面性，不符合实际。尽管供给更多涉及长期、结构、质量、效益问题，需求更多涉及短期、总量、烫平经济周期波动问题，但是不能由此断言供给比需求更重要。的确，供给在一定情况下虽然可以创造新需求，但是总的来说需求是目的，供给是手段，手段为目的服务，供给是为了满足需求，供给是为需求服务的。如果需求不足，即使供给改善，经济仍然难以增长。正是由于发明和生产出了手机，所以才产生了对手机的需求，表面上看好像是供给能够完全独立地创造需求，实际上最终还是因为人们有更快捷更方便更好地传递信息的需求，而手机正好能满足这种需求。市场经济是依靠有购买力的需求推动的经济，总体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需求的主要不是供给，而是购买力即收入。
供求关系是基本的经济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分析供求，与凯恩斯主义和里根经济学的不同在于，不是只单方面分析或强调需求或者供给，而是在分别分析需求和供给的同时，更重点综合分析两者的相互关系；不只是分析经济现象，更深入揭示问题的实质；不只是分析供求的现状表现及其直接原因，更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经济制度的角度深入分析供求关系状况的深层次原因特别是制度根源；不只是片面强调需求管理或者供给管理的重要性，更重视的是相关制度变革和创新。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和主张，才可能得出更全面、更深刻、更符合实际、更科学的结论，提出更合理有效的对策建议。
因此，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里根经济学，都有局限性，都只能参考借鉴，不能用以指导中国现在的改革和发展。我们不能只是口头上说要坚持、发展、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改革中存在的现象和问题，实际上却在碰到经济问题时，只是到西方经济学中找工具、方法，只是搬用西方经济学来分析和说明中国问题。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尽量合理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需求分析和供给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和“里根经济学”的供给管理的政策主张，采用与时俱进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从供给和需求的状况特别是相互关系及其制度根源上进行综合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