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复旦大学“政研”中心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研究室主任鲁绍臣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4月18日的第二十三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强调从源头上防止排除和限制市场竞争的政策措施。 这是一个破与立的双向过程。从破的视角来看，要用公开的方式消除一切阻碍公平竞争的潜规则，让遵守公平竞争明规则的人不感到憋屈。潜规则见不得阳光与空气，“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从立的视角来看，就是要建立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为核心，包括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在内的审查保障机制，形成褒扬公平竞争，惩戒不正当竞争的制度机制和社会风尚。
乔万尼阿瑞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等著作中，通过更新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从宏大而深远的历史向度上，判断坚持竞争性发展的中国将成为继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之后新的世界增长中心和发展极。从世界发展驱动的核心国家和地区的转变史来看，其兴也，以公平竞争为导向；其衰也，金融垄断和势利眼的拜物教阻碍了生产性竞争性的展开。 只有坚持以公平竞争为导向，才能成为世界增长的中心，或者说实现霍布斯式竞争性国家的崛起。
就中国而言，首先，公平的市场竞争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性优势所在。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卡利尼科斯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曾经在历史上革命性地赋予竞争性积累优先权，但正如斯威齐和巴兰在《垄断资本》中所说：资本主义难以克服的趋势正在从竞争向垄断的过渡，表现为摆脱竞争“主导”并因此远离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按照大卫.哈维的说法，当代的资本主义日益转向依靠垄断和金融霸权获取“剥夺性积累”，其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的统治。中国以公平竞争为导向的改革，要充分利用金融来“增添发展的新动力”，但也要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方向前进”，避免阻碍竞争的“金融垄断”。
其次，公平的市场竞争是创新发展的动力之源。计划经济指令性运作方式的最大弊病在于缺乏创新动力，市场竞争可以有效避免这一点。秉承马克思思想的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认为市场竞争可以“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说法，只有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不断采用新的生产方法、持续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一般智力”水平，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
第三，公平的市场竞争有利于“人的发展”。公平市场竞争所带来的生产发展循环，将从改革开放初期简单引进生产线和生产设备导致资本较高的有机构成比，转向加大创新和研发人才的投资，将简单装配工人转变为研发生产设备的创新人才，真正使得“发明成为一种职业”。一方面，竞争性增长的关键在于“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竞争发展的竞争力也在于“人的需求”，只有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就发展什么、生产什么，在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中找到坚实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只有基于公平的市场竞争的发展才能真正向百姓提供实际增长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条件。
总而言之，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视角来看，竞争性增长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根本旨趣所在，也符合马克思对价值规律的研究。要想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环境，形成竞争性增长的发展模式，不但需要通过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来破除传统宗法关系的限制，清理和修复“权力寻租”和“裙带关系”的土壤；还需要警惕和清理包括金融垄断在内的各种垄断，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对充分的市场竞争阻碍和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