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下院枢密院委员会主任约翰•齐尔考特爵士经政府授权2009年启动的伊战调查目的是调查英国2003年入侵和占领伊拉克的决策及其后果，但对当今亚太局势和南海问题不乏警示。
齐尔考特的伊战报告详细分析了时任司法部长戈德史密斯的法律建议及其形成过程。但是，正如齐尔考特爵士本人所言，报告并未对战争的合法性做出定性，他认为这个问题应该由法院确定，同时也明确提出，在2003年3月实施侵略前对法律依据的处理方式并不令人满意。戈德史密斯作为司法部长本应当向内阁出具书面的法律建议，对英军出兵的法律依据和法律挑战进行说明，但他却没有被要求这么做，也没有人质疑为什么戈德史密斯的立场转换－即从认为军事行动需要安理会再次授权转换为不再坚持这一立场。这一点布莱尔也予以承认。
在齐尔考特爵士报告发布会之后，时任首相布莱尔也举行了长达2小时的新闻发布会。在被问及入侵伊拉克是否一个错误时，布莱尔仍死不改悔地宣称：“我认为我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世界变得更美好和更安全”。布莱尔的老搭档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当天也通过其发言人发表声明：“除了他之前已经承认的情报和其他错误外，布什总统仍认为萨达姆•侯赛因下台后整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与布莱尔和小布什关于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安全的声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场战争造成至少15万伊拉克人死亡——绝大多数是平民，上百万人流离失所，伊拉克人民遭受了巨大灾难，英军也有士兵阵亡179人。
除了生命损失以外，伊拉克战争的政治影响远超过这两位战争发动者的预期。战争没有使伊拉克成为一个中东民主国家的典范，反而留下一个四分五裂的失败国家。战争没有给中东带来和平，叙利亚内战、阿以冲突仍在继续，中东地区的战火一直没有平息。战争更没有消灭恐怖主义，反而给恐怖主义泛滥提供了绝佳的温床，事实上为“伊斯兰国”的形成提供了人力和物力基础。战争还产生了新的灾难，不能不说，欧洲现在的难民潮与这场战争有着巨大的关系。可以肯定的说，2003年伊拉克战争是一切上述灾难和冲突的根源。
谁应该为这些冲突、灾难、苦难和丧失的生命承担法律责任，是战争结束以来一直不容回避的问题。显然，英美领导人口头上的道歉、忏悔和轻描淡写地承认错误，远远不能给国际公平和正义一个交代，也不能抚慰冲突各方死去生命的亡灵。根据2002年7月1日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这些国际法上的战争责任主要包括对四类整个国际关注的最严重犯罪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
关于英军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所犯下的前三类罪行，在国内层面，英国政府成立了伊拉克历史指控团（Iraq historic allegations team，Ihat），该调查团由近150名皇家海军警察和民事调查人员组成，专门负责对英军士兵在伊所犯的谋杀、酷刑等战争犯罪指控进行刑事调查。据英国《卫报》7月6日的最新报道，截止今年5月底，该调查团已经收到了3363项潜在刑事犯罪行为指控，经筛选排除，目前正在对325项非法谋杀和1343项关于虐待、严重性侵等指控进行进一步调查。
在国际层面，战争结束以来一直有国际公益律师向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申请展开调查。同样据英国《卫报》报道，国际刑事法院现任检察官法图•本索达曾在2014年宣布，她正在对英国政府官员应当为“2003年至2008年之间涉及在伊拉克系统虐囚的战争罪”负责的指控重新展开“初步调查（preliminary examination）”。在去年11月评估国际刑事法院是否可以对英军罪行行使管辖权时，本索达表示会考虑英国有权机构开展的调查结果。但初步调查并非正式的刑事调查（investigation），其目的只是确认是否有必要展开正式刑事调查。本索达也表示，在确认是否展开正式刑事调查时，也会考虑《齐尔考特报告》的结果。同时，本索达也一直被告知伊拉克历史指控团的调查进展，并将考虑这一情况。
最终，犯下战争罪行的英军战犯是由国际刑事法院审判还是由英国自己审判，现在还很难说。这是因为，“补充管辖”是国际刑事法院审判的一项基本原则，据此国际刑事法院对国内刑事管辖权起补充作用，只有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不愿意或不能够切实进行调查或起诉”，国际刑事法院才可以受理。国际刑事法院的补充管辖原则为英国规避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提供了依据，这样的结果很有可能是英国只在国内走走形式和过场，通过对个别犯罪行为进行审判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使国际刑事法院无法介入。
比较麻烦的是对英美领导人所犯侵略罪的个人刑事责任追究。1998年《罗马规约》通过时虽然将侵略罪列入国际刑事法院管辖范围之内，但由于存在分歧并未明确侵略罪的具体罪行，直到2010年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召开《罗马规约》第一次审查会议才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关于侵略罪的修正案，但迄今尚未生效。按着这个修正案，侵略罪是指能够有效控制或指挥一个国家的政治或军事行动的人策划、准备、发动或事实一项侵略行为，此种侵略行为的特点、严重程度和规模，须构成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
英美联军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入侵和占领伊拉克，违背了《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禁止使用武力和威胁的基本国际法原则。对这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破坏构成了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破坏国际法治事件，因为这项原则是战后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集体安全体制的基石。很明显，英美领导人在伊战中的行为完全符合侵略罪的定义，但由于该条款尚未生效且不能溯及既往予以适用，通过国际刑事法院追究布莱尔和小布什个人刑事责任的可能性不大。特别是，美国不但没有签署《罗马规约》，而且通过与其他国家签订《罗马规约》第98条的豁免协议，使得通过国际刑事法院追究美国领导人及美军人员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这场因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而发动战争已结束多年，其产生的政治影响和灾难后果远远超出发动这场战争的英美领导人的预期。然而，到目前为止，站在国际刑事法院被告席上的被告都是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公民，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或普通公民收到追究。人人生而平等，人的生命权不得被随意剥夺，这是国际人权法的核心内容，也是英美宪法确认的基本人权保护。但是，包括英美本国士兵在内的数十万普通平民和士兵白白丧失了生命，伊拉克国家和文明遭受到毁灭性打击，却没有任何一个人需要为这场战争承担责任，这不能不说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国际法治原则的一个巨大讽刺，更反映出美国在国际法治标准上的双重性和虚伪性。同样作为人类生命的个体，数十万伊拉克人生命的丧失可以因为西方大国领导人的决策错误而轻易被遗忘和容忍，国际公平和正义得不到任何伸张。很难想象，如果是数十万美国平民和普通士兵的生命遭到剥夺，美国会作何反映，世界将会因此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伊战教训对亚太国家无益是一个巨大的警示。特别是在南海，美国指称中国妨碍了南海航行自由，事实是没有任何国家的任何一艘船舶的合法航行自由受到阻碍。美国指称中国在南海军事化，事实是美国成了南海地区部署军事力量最多的国家。美国声称其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为了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事实上南海的冲突和紧张恰恰始于美国开始执行这项政策。7月9日美国又与韩国达成在半岛部署“萨德”系统的协议，又为半岛问题的解决增添了新的变数。《齐尔考特报告》揭穿了伊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有理由相信，美国正在亚太地区制造类似的谎言，并且不排除美国利用这些谎言挑起新的冲突和争端。这些冲突必然会影响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给整个地区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冲击和影响。不管战争或冲突的结果如何，中国和许多亚太国家都是不可选择的邻居，必须要接受任何后果和发展关系，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中国和亚太各国的最大“公约数”。而美国大可以抽身而退、置身事外，在大洋彼岸不受任何冲击和影响，美国领导人只需要像对待伊拉克战争一样将此归因于情报错误或做一下口头的忏悔表态。
二战后美国两次来到亚太都带来战争，在朝鲜半岛和越南造成严重的战争创伤。在美国执行亚太再平衡政策之前，中国与亚太周边国家一直和平相处，共享发展红利。南海也一直是开放、和平和稳定的，不存在任何航行自由问题。美国的到来对亚太国家到底是福还是祸，美国增兵亚太的真实意图是否如美国宣传的那样充满和平与善意，亚太是否会由于美国的挑衅变成第二个中东，谁才是国际海洋法律秩序规则的挑战者和破坏者，齐尔考特的伊战报告为亚太地区国家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作者：刘海洋，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赵一水，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研究员。）
